反民主論（上）：選票失能、理性失調，民主制還適用嗎？

鳴人選書 07 Aug, 2018

◎ 文：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二十世紀的天才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認為，一種語言如同一座古城，本身蘊含著一套價值觀、一種生活方式，或說一個文化，相當大程度決定了一個人或社會的眼界、認知以及情感結構，而且其中的元素有新有舊，有的甚至會在某些時代徹底走入歷史灰燼，然後在另一個時機再次以不同的姿態出現。

當然，某些字詞可能遠從他方，歷經長久的旅行才來到這一座城市，且初來乍到時，或許蔚為流行，也或許是少數人口耳相傳的稀世之珍，甚至是當權者眼中非法走私的違禁品。

政治語言亦是如此。某些過去被棄如敝屣的概念，之後卻重獲人們的重視，「民主」即是一例。作為一種政治體制，它包含了諸如「自由」、「平等」、「個人尊嚴」等核心價值，「票票等值」和「三權分立」等政治原則，以及關於「選民總是具有理性」和「絕對的權力使人腐化」等關於人性光明或幽暗面的假設。民主在過去2500年的人類歷史當中，普遍且多半的時間是被否定的，但進入現代之後則成了一種普遍追求的政治理想。甚至，在二戰過後，成了國際社會公認的「普世價值」，或更嚴格地說，至少是普世人權鑲嵌於內的一種政治體制。

然而，作為一種普世價值的民主，這十年來似乎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危機。雖然捍衛民主的理論仍不斷有人提出，但批評民主的書卻更加輕易地攻佔暢銷書排行榜。事實上，筆者近期走入敦南誠品時，先到政治學專櫃逛了一圈，立即映入眼簾的就有《民主在退潮：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嗎？》《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菁英的反叛》（原書的英文標題還加上「民主的背叛」）。這些都是翻譯自外文的暢銷書，如果加上其他關於歐美民粹主義的著作，宣揚中國崛起、威權優於民主的各種標題，讀者或許會覺得，人們對民主的不滿正在成為一種新的全球共識。

不意外，本書即將加添此一印象。

布倫南先提出以「知識菁英制」取代民主制度。國家前途的重大議題，必須交付到知識菁英手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圖／路透社

接軌柏拉圖「哲人王」的「知識菁英制」主張

本書作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目前任教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商學院與哲學系，學術背景來自政治哲學訓練，專長為民主理論與公共政策經濟學，因為本書的出版而被視為政治上的菁英主義者，否定市井小民參與政治的資格，經濟立場也同樣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場。

今年不到40歲的布倫南著作頗多，其書寫風格幽默風趣，且擅長以比喻和故事解釋複雜的哲學理論，但也好戰，至今的著作多為檄文。例如，2011年他即出版過《投票的倫理》（The Ethics of Voting, 2011）一書，呼籲那些欠缺專業知識的人民在選舉時千萬別去投下神聖的一票，因為他們既配不上那一票的神聖性，且留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工作，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反而更大。隔年，他則出版了一本闡釋上述他個人意識形態立場的專書《自由至上主義：所有人應該知道的事》（Libertarianism: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再過兩年，他又追加了一本《何不資本主義？》（Why Not Capitalism?），直接與柯恩（G. A. Cohen）互別苗頭。長年任教於牛津的柯恩，堪稱當代英美分析政治哲學的祭酒，亦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2009年出版的《何不社會主義？》（Why Not Socialism?），相當簡潔扼要地捍衛了左派的政治與經濟立場。布倫南則延伸了柯恩的推論邏輯，一一反駁他所有的主張。

讀者手上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是上述幾本書的總結，雖然出版於2016年，但稍早於英國脫歐公投，是時，川普也尚未當選美國總統。也正因如此，布倫南隨後聲名大噪並被支持者奉為先知，並成為媒體競相追逐的訪問對象，聲勢直逼受邀去日本職棒開球的哈佛公知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

作為總結布倫南先前想法的本書，提出了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取代民主制度的主張。其核心論旨是：民主制度的良序運作，需要每一位投票者都具備關於選舉爭議的足夠的知識，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反之，真正影響人民生活，例如稅制、工時與基本工資、醫療保險給付比率；乃至國家前途的重大議題，像是移民、外交和能源政策，必須交付到知識菁英的手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才安全。

畢竟，民主政治不該是讓這些欠缺知識，甚至連自己的無知都意識不到的愚民來實習的情境；據此，鑲嵌於民主制度的「平等」價值與「票票等值」原則，不但違背了人的天生智力與後天知識皆存在巨大差異的根本事實，強行落實的結果只會讓原本可以替社會做出最好、最正確決定的少數人，喪失了投票的意願，淪為知識菁英與無知庶民的雙輸局面。

欲防範這樣的政治悲劇，唯有提高投票資格的門檻才行，而具體的方式就是讓所有人進行相關的測驗，過濾掉那些缺乏社會與科學知識的人，如此一來既能確保選舉結果的品質，亦可杜絕劣幣逐良幣的蔓延。

如此看似簡單的主張，其實包含了相當多的預設與判斷，值得我們駐足推敲一番。不過，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或許有必要略述外另一個反民主並倡議知識菁英制的哲學家。這位哲人當然是古希臘大哲柏拉圖。作為知識菁英制的鼻祖，他的《理想國》是批判民主的經典之作，當中的許多概念至今仍深遠地影響西方的政治思考，而最重要的莫過於「治國猶如海上行船」的比喻：唯有專業技術才能勝任，具備任何其他特質——例如取悅大部分的人、受到眾人愛戴——都是不適切的考量，其道理不過像人病了就該找醫生那樣簡單。

事實上，柏拉圖還真的把安定的國家類比為健康的個人。就個人而言，根據他的理解，人的心靈或說靈魂乃底下三要素所組成：理智、激情，以及慾望。一個性格穩定的人，必然由三者其一所主導，也因此有真正適合他的工作。一個社會上，慾望主導的人必然最多，而適合他們的工作就是從事生產，並藉此賺錢，畢竟，他們圖的不過是享樂。激情主導的人則應該擔任保家衛國的工作，且由國家供養，但不支薪，因為榮耀才是他的唯一追求，錢財只可能讓他腐化。

作為社會的少數族群，孩子共養、女人共享的共產制度適合他們。至於那些追求真理而衣帶漸寬卻始終不悔的少數中之少數，才適合擔任治國的工作。一來，唯有他們懂得真理、何謂正義，以及值得打造的理想國度；二來，如此理解的他們，不僅視錢財如糞土、榮耀如浮雲，更理解政治權力落入烏合之眾手上的危險，大則有亡國之虞而覆巢之下無完卵，小則哲人本身的性命可能不保，正如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例子告訴我們的。

是故，唯有讓握有真知灼見的哲學家掌權，成為「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視榮耀如生命的人則擔任衛國士，而其他眾人去拼命工作、生產以換取金錢，才是對所有人都好的分工合作。人人獲取他想得以及應得的事物，當然也是個理想且正義的國度。反之，無知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則是集各種弊病與不義於一身的政治體制。

實施民主的雅典城邦，讓人民按照正當法律程序將蘇格拉底判處死刑，是鐵錚錚的事實。這是民主留給柏拉圖的創傷，也是政治哲學的起點。逃離納粹政權來到美國的猶太哲人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甚至據此認為，政治哲學的首要大哉問乃是：

懂哲學的人與不懂哲學的人，如何共存於一個社會？更抽象地說，以批判傳統、質疑已知為職志的哲學，如何存在政治社群當中？

民主制度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不是嗎？

布倫南認為，無知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是集各種弊病與不義於一身的政治體制。圖／美聯社

重返托克維爾的病理學與約翰．彌爾的政治處方

對此，布倫南的答案是肯定的。鑑於古代與現代民主的主要條件差異在於，古希臘民主城邦的公民之所以能關心公共事務，是因為家中有奴隸幫忙處理一切，但現代社會根本缺乏此一條件，根本不可能要求選民去理解每一個議題。此外，當代社會面臨的政治爭議，往往涉及高度專業的層面，唯有學者專家才能判斷，交付缺乏知識與資訊不足的公民來投票決定，不僅危險，也不道德。

事實上，民主原本即存在的問題，在這體制逐漸成為現代世界主流，且在愈來愈高比例的人民成為選民之後，愈是劇烈。美國開國元勳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和麥迪遜（James Madison）都在建國之初即深刻意識到「多數暴力」（the violence of majority）或「多數專制」（the tyranny of majority）的問題；法國革命讓此問題更加困擾政治思想家，甚至促成了新一波帶著懷舊心情的保守主義，英國政治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是其代表人物。

不過，最深入分析此一難題的，莫過於法國政治理論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他曾兩度遠赴新大陸考察民主制度的運作，並寫就了兩卷的《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 ）。據其理解，美國的民主能運作，特別受惠於底下幾個文化因素：

資本主義讓人民學會為了長期利益的投資，不短視近利；
雨後春筍般的公司行號崛起，讓多數人學會如何為了集體利益而努力，不追求個人私利；
蓬勃發展的鄉鎮市議會，讓人可以從地方政治的參與，學會如何為國家盡一己之力；
保守的教會生活，一來凝聚了人與人的關係，二來則因為不允許女性在公領域拋頭露臉——當然也就不會出現聖女貞德之類讓人神魂顛倒的傑出女性——所以職場上的男性能心無旁騖地工作。

托克維爾的卓越貢獻在於，讓人理解到一個政治體制的良序運作，不能缺少特定文化的支撐。然而，觀察力敏銳的他也意識到了民主在美國存在一個隱憂，那就是大眾崛起所帶來的多數專制可能性。這種專制出現的時候可能比起過往的一人獨裁來得可怕。一方面，人數本身取代了理性，成為政治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伴隨資本主義而來的中產階級，加劇了人們對物質享受的看重，就算不變得自私自利，也會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紐帶逐漸在現代生活當中鬆脫，而開始追求小確幸的生活，正如本文開頭的引言所說，不再關心社會國家的命運，因為「對他們來說，子女和親友就是全人類」。

如此一來，手上握有投票權將是一件危險的事。缺乏公共意識的他們，作為選民只會投給競選時討好他們的政黨。更糟糕的是，倘若競選的承諾真的兌現，他們將在長期的政策餵養過程中，淪為「永遠長不大的孩子」（perpetual childhood）——以中國的流行語來說，亦即「巨嬰」。換言之，多數專政最後可能弔詭地讓選民自己無異於威權專制國家的順民，乃至愚民。

這是托克維爾的民主病理學。之後的就是美國歷史了。布倫南診斷的民主國家，幾乎就是托克維爾擔憂的那一個美國。至於他所開出的處方，靈感其實取自於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彌爾是公認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終身捍衛個人自由，並提出了一套「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作為回應多數專制的問題。其主要的相關制度設計包括：首先，政府必須提供從地方到中央的完整公民參政機會，促成托克維爾所觀察到曾經支撐起美國民主運作的地方政治，也能在英國實現。再者，議會席次必須設置少數族群保障名額；此一創舉當然是對多數暴力的直接回應，為的是讓永遠的少數能有替自己發聲的機會。第三，逐步擴大選民佔人口的比例，以普選權為最終目的；事實上，他的1685年國會競選政見就包括了女性投票權，且成功當選。第四，以複數投票制度來作為補救選舉品質的方式；據其構想，除了每位成年人享有一張選票之外，擁有大學學歷或從事學術相關行業的公民，應當有更多的選票。

這提案並未獲得普遍支持，反倒讓彌爾被批評為菁英主義者。然而，其實當時的牛津與劍橋大學本身就是選區，因此在學的學生不但可以返鄉投票，還能在大學選區投下另一張票。這種源於大學自治傳統而產生的複數票，直到1950年代才被廢除。因此，彌爾的提案並非沒有事實基礎。

然而，布倫南採取了比彌爾更激進的方式，意圖將複數票的邏輯進行到底。首先，他指出民主制度本身即內建了選舉權門檻，無論是古希臘的「公民資格」（奴隸與外來移民不具備此一資格），還是現代的成年資格（例如16歲或18歲以上），進一步究其原因，不外是一種關於「適任」的理解；然而，他質疑：

如果你認為「十六至十七歲的人」這個族群的知識不足以投票，那麼你就必須同意低收入者、黑人也不能投票，因為這幾群人的政治知識差不多。

相較於彌爾願意讓「不適任」的人也享有投票權，從實際參與當中來提升政治意識與判斷能力，布倫南按此邏輯則推出另一個結果——「如果不能善用權力，就請放下權力」——按此原則的制度設計則是，不適任的人根本不該享有權力，連一張選票都不該擁有。這些人有很多能貢獻社會的方法，但投票絕非其一；同理，與其想方設法讓無能的政府下台，我們應更積極地讓他們連上台的機會都沒有，這才是保護人民不受多數專制侵犯的一帖良藥。

※ 本文為《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推薦序，原標題為「布倫南對民主制度的診斷與處方，以及欠我們的一份病理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