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是新冷戰關鍵?中共「反西方」意識形態的長期鬥爭 | 吳介聲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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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是新冷戰關鍵?中共「反西方」意識形態的長期鬥爭

《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潘文在USCC舉辦的聽證會中指出:「早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就已經對美國展開新冷戰。」 圖/取自USCC
《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潘文在USCC舉辦的聽證會中指出:「早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就已經對美國展開新冷戰。」 圖/取自USCC

為探討美中競爭局勢,美國國會所屬「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於6月底召開聽證會,會中《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潘文(John Pomfret)提醒世人,中共一直視美國為對手(adversary),而早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就已經對美國展開新冷戰。

曾經多次訪問台灣的潘文強調,如今中共一再抨擊川普政府的所謂「新冷戰」,事實上來自中共當局長期作為,而非美國,而天安門事件與殘酷鎮壓就是新冷戰格局的關鍵轉捩點。

潘文:天安門事件是新冷戰轉捩點

潘文是中共文革後首批留學中國的美國交換學生,21歲時曾赴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兩年,後回到史丹佛大學完成大學及碩士學位,數年後親歷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潘文是《美聯社》駐北京特派記者,悲劇發生後數日,被中共指控報導不實並驅逐出境。

爾後潘文在中東與巴爾幹半島擔任戰地記者與主管多年,於1998至2003年重返中國擔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如今專事研究論述,除了專欄,近年著有《美麗國度與中央王國:從1776年到現在的美國與中國》(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

在USCC這場主題為「中國如何看待與美國的戰略競爭」之聽證會,潘文指出,中共刻意混淆「普世價值」,對代表西方民主自由的美國意識形態宣戰。潘文以書面證詞強調,中共近年「在國內外發起反西方意識形態戰爭,正持續擴大規模。」「中國政府認為,與美國的戰略競爭,源於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中共版的列寧主義與西方自由思想。」

天安門事件當年趙紫陽陣營失勢,凸顯中共內部反西方勢力擊垮開明改革派。圖為趙紫陽呼籲學生停止絕食抗議,攝於1989年5月19日。 圖/美聯社
天安門事件當年趙紫陽陣營失勢,凸顯中共內部反西方勢力擊垮開明改革派。圖為趙紫陽呼籲學生停止絕食抗議,攝於1989年5月19日。 圖/美聯社

潘文表示,「中國學者總指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看待中國的態度是冷戰思維。然而早在美國近年警覺北京的挑戰之前,是中國政府自己對美國發動了新冷戰。有人會說2012年是轉折點,也有人認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觸發了中國的野心,但我認為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與鎮壓,才是關鍵點。」

潘文指出天安門事件當年趙紫陽陣營失勢,凸顯中共內部反西方勢力擊垮開明改革派;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敵視「西方價值觀」,例如2013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所謂「9號文件」公報,要求「對美國思想高度警惕」,要求中國學術界「七不講」——包括不能鼓勵公民社會成長、對黨錯誤之批評、對普世價值的提倡、新聞自由以及經濟私有化等等。

潘文認為該文件顯示,中共將意識形態不同者視為敵人,對於中共意識形態的緊迫情勢描述為「面臨一場複雜、激烈的鬥爭」。並且指出,中共視傳統與社群媒體為與美國意識形態戰爭之關鍵,「如同過去,中共再次對美國思想宣戰。」多年來中共已經投注數十億美元,在全球創建為中國宣傳的大規模媒體組織,包括許多中國國營媒體。而且中共刻意持續向美國增派記者,卻同時在中國限制美國等西方媒體記者。總之,中共在國內外的意識形態鬥爭,核心思想一直沒有改變。

至於如何應付中共的意識形態戰爭與持續擴張?潘文在聽證會表示:「團結志同道合的夥伴,包括歐洲和亞洲盟友。這是我所看到的唯一途徑。」

潘文認為,中共在國內外的意識形態鬥爭,核心思想一直沒有改變。 圖/法新社
潘文認為,中共在國內外的意識形態鬥爭,核心思想一直沒有改變。 圖/法新社

中共已經沒有溫和派

此前,去年7月有百餘學者與外交人士在《華盛頓郵報》發表公開信,呼籲川普當局改變對中強硬政策,主張沒必要把中共當敵人看待,此信很快受到中共當局讚揚。潘文隨後撰文批評這百餘人士錯把中共當小孩,誤以為中共會聽取西方的教育,還存有想和西方合作的所謂「溫和派」。潘文強調,他所認識的中共沒有這種溫和派,就算以前有,在習近平上台多年後也早已改變。

在這場聽證會中,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全球政策戰略學院的中國專家諾頓(Barry Naughton)教授,呼應潘文的看法。

諾頓表示,中共建制至今一直把美國當作最大的對手,毛澤東在1958年疾呼「超英趕美」是很好的證明,而且至今「中國領導人當然認為自己正在與美國進行經濟、技術和戰略的競爭。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趕超發達國家的動力,在中共的決策中幾乎不變」。

USCC成員、亞太政策智庫「國家亞洲研究辦公室」(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總裁坎普豪森(Roy Kamphausen)也在聽證會表示,中國當年與美國建交,只是為了短期功利而改變戰術,擊敗美國的長期目標並未改變。

坎普豪森認為:「美中兩國是競爭關係的觀點,對北京領導人來說,並非新鮮事。早在美國承認競爭關係之前,中國就一直致力於此戰略任務。北京認為美蘇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只是短期的、戰術的轉變,據以應付蘇聯對中國的威脅。」

坎普豪森表示,1973年美中兩國醞釀和解時,周恩來公開引述列寧《妥協論》,主張如果碰到強盜,應該乖乖交出手槍和汽車,以減輕傷害,等到來日有機會消滅強盜,再取回手槍和汽車。

坎普豪森指出,這番話體現了中共的功利與目標,而在美中建交之初,毛澤東也多次引用《妥協論》強調與美國建交的功能性,顯示中國當時願與美國建交,主因中共自知太弱小,等到強大了,最終目標還是要擊敗美國。

潘文等人士在USCC聽證會的警示,可以印證中共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敵對策略,建政至今數十年來一脈相承,對美國的仇視與冷戰關係,甚至統戰滲透行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只是偶而改變戰術,引誘對手跳探戈,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甚至世界各國,可別跟著跳昏了頭。

潘文等人士在USCC聽證會的警示,可以印證中共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敵對策略,建政至今數十年來一脈相承。 圖/路透社
潘文等人士在USCC聽證會的警示,可以印證中共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敵對策略,建政至今數十年來一脈相承。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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