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 vs. 罷「公」——應該開始思考的問題
華航空服員罷工，管理層必然知道隨時會發生，但對原先計畫出國、返國的廣大乘客，卻是一場「無預警」的災難。交通行業罷工，當然會帶來社會成本，各國皆然，但是，在台灣的政治結構、政府體制之下，我們最好區隔出「罷工」和「罷公」兩個層次來看員工權益的問題，這樣有利於社會對員工權益的意識走向更合理的方向，將來若再度修改「勞動爭議法」時也能更準確的解決問題。
罷工的手段，說穿了無非就是要造成對僱主的傷害，以爭取僱員認為被剝奪的權益，這也是舉世皆然。罷工行動中，永遠有兩個利害相關方：僱員和僱主，兩者都想討「公道」，而在社會契約上，政府向對立雙方都收了稅，因此不能偏袒任一方；政府的責任，在於不斷修正相關法律，提供仲裁機制，為雙方的行為劃下紅線，儘可能降低社會成本（無辜受害者也繳了稅啊）。
▎如果僱主就是政府
那麼，提出一個大哉問：如果僱主就是政府的時候怎麼辦？
AB兩隊踢足球，原來應該中立的裁判，竟然就是A隊的大股東。你說，這場球怎麼踢？踢出來的結果，花了錢買票進場的觀眾會服氣嗎？更要命的是，如果這名兼A隊大股東的裁判，需要全場觀眾的投票才能繼續其裁判生涯，整場足球會演變成什麼狀況？合理的推斷，結果就是這名裁判臨場看多數觀眾支持A隊還是B隊，來決定兩隊的勝負。這種狀況，可以歸納為一句話：足球賽的政治化。
▎台灣是一個「賽事政治化」的國家
台灣就是這樣一個「賽事政治化」的國家；如果把罷工這件事比喻為足球，那麼整個台灣幾乎就是一個「奧林匹克所有賽事都政治化」的國度，而且已經進行了幾十年。這點不改，台灣不可能出現正常的政府，不可能有正常的賽事，國際上凡是要求正常比賽的球隊也會對台灣望而卻步。
世界各國多少都有官方為大股東的公有事業，但是台灣的的比例絕大（可參考維基百科，以及中山大學張玉山教授的報告）。許多帳面上政府不是大股東的公司（例如華航），實際操作上通過協會、基金會持股，政府就是實質控股方。
從上述的「賽事政治化」分析來看，台灣在勞工權益、勞資糾紛、罷工這些事上，不但在政府為最大股東的領域內，根本上就不可能正常化，而只能政治化。即使在所謂的「私營」企業領域中，由於官股體系掌控了絕大的經濟資源，再由於私營企業家族化嚴重、與官股體系官商相護幾乎就是常態，其下的勞工權益、勞資糾紛解決方式，一定也是扭曲的、非正常的。
▎私、公領域勞資意識顛倒
回到罷工問題。台灣有個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怪異現象，那就是私人企業的僱員幾乎不罷工，而不惜上街遊行或罷工的聲音多來自官方控股企業。照理來講，在利潤掛帥的私人企業下，員工的權益更容易受到資方的擠壓，因而引起員工的抗議或罷工念頭，而在官方控股的企業下，官派的經營者只可能出現經營不善，或貪污舞弊，而不會以私人企業的資方思維來擠壓員工，反倒是鐵腕追求效率的官派領導會被員工趕跑。但在台灣，私、公兩個領域內的勞資意識顛倒了過來，由官股照顧的員工（也就是由國有資產照顧的員工）的工會極為強勢，而由私人股東照顧（也就是不用國有資產照顧的員工）的工會極為弱勢。
官有企業工會如此強勢，每天盯著公司的財務，罷起工來，原本應該是賽事另一方的大股東，還得忍氣吞聲，原來應該公正裁判的政府單位，還得把單一方捧在手心。相對照，私營企業工會不振、甚至無工會，平日沒有談判機制，員工權益往往到了企業倒閉或老闆落跑才發現投訴無門。「吃得到政府」的員工和「吃不到政府」的員工，同樣是人、同樣是納稅者，但權益落差如此之大，你說台灣奇怪不奇怪？因此，我建議以後將「罷工」這個詞語保留給私營企業領域的員工使用，而在官有企業領域內使用「罷公」，以凸顯在台灣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
▎可以突襲僱主，但不能突襲無辜者
官有企業工會的「罷公」技能，經過長年磨練，已經精進。此次華航空服員的行動，以正常「罷工」的目標來看，應該是傷害僱主，但盡量降低對社會無辜者的傷害。其中一項正常的做法應該是在事前就透露給社會「本工會可能於近期內發動罷工」，好令已有出國、返國行程的無辜者做出心理準備或改搭其他航空公司航班。你可以突襲你的僱主，但你不能突襲無辜者。
德國鐵路公司（DB，也是官方控股）的工會在2015年連續罷工十一次，造成全年交通混亂，然而，每次罷工前，都會通知社會「我們在準備罷工了，請大家要有交通備案」，而梅克爾總理堅持聯邦政府雖然是大股東但絕不能介入談判，江湖事必須江湖了。最後工會達成滿意結果，但有感於聯邦政府的公正，簽署下了一份2020年之前只仲裁不再罷工的同意書。事情了結後，民調顯示，61%的火車通勤大眾對工會的表現滿意。這才是先進文明中的「官控公司罷工」，激烈且社會成本巨大，但從始至終的態度不是「罷公」。
▎通過罷公以達罷工目的
此次華航空服員事件，可以稱之為「通過罷公以達罷工目的」，技巧上吃準了台灣「賽事政治化」的本質。時機上不但選擇了總統出訪搭乘華航班機的同日，也給所有乘客來個措手不及，效應相乘之下，新政府竟然緊急抽換官派高層、授意迅速簽下七條要求。這是一次極為成功的「罷公」，但在台灣如此多官股控股的企事業體制下，其他方的員工也仿效進行各種不同形式、明的暗的、突襲無辜納稅人的「罷公」呢？
因而，本文第一段才提出，『我們最好區隔出「罷工」和「罷公」兩個層次，來看員工權益的問題』，也於此提出「賽事政治化」連鎖效應的預警。現有的「勞動爭議法」的內容，並不足以涵蓋這項台灣特色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