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的資策會——兼論台灣的數位經濟

這是一道填空題，看完了文中的鏈接資料，讀者自己決定「XX」應該填入哪兩個字。

最近一位朋友寄了一份由他的民間機構規劃的「2020智能政府」簡報供我參考，內容紮實、系統思考完備。由於是民間所為，我大為訝異，回信說：這不是經濟部底下的資策會早就該幹完的事嗎？

然後，幾天前看到一家民間公司網站上的好文，〈台灣的科技管理斷層〉，感嘆台灣軟體界的人才這麼多，但產值這麼低。細讀之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奶奶的，資策會集中了一、兩千位軟體高手，人數及IQ總和即使在全世界也排在前列，如果還不能把政府的資訊系統幹好，那從事商業活動也好，直接、間接的產值即使比不上矽谷同等規模的公司，至少也不能比印度的百人軟體公司差吧，怎麼弄成現在這副「不官不商、亦官亦商」德性？

接著，有人提供了兩段新聞給我看：第一則，第二則。看完兩則報導之後，不禁「掩蓋長嘆」（蓋上筆電的蓋子）；在台灣，你給一個小商人一些特權，他弄出個台塑集團，你給一個創業者一些方便，他給你弄出個鴻海，你給一些實幹家一些政策協助，他們還你一個精密機械產業鏈、自行車產業鏈，你給一位專業經理人一筆資金和一批人才，他變出個台積電。但你把所有以上：特權、方便、政策協助、人才、資金都加在一起給一個半官半商、不公不私的單位，它卻變成一隻拖累整個國家競爭力的攔路虎。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夠撬動地球；但阿基里德忘了說，如果你同時給他五個支點，他就只能讓地球轉不動。這種把一群IQ 140的人，放進一個集特權、方便、政策、人才、資金於一身的半官半商、不公不私機構，集體IQ卻只剩下80的現象，在台灣豈只資策會一個單位？

▎彼得的恐龍

經營管理學中著名的「彼得定律」說：如果你不定義清楚一個人的角色，然後依照該角色所需的能力來決定他的升遷去留，而只用當前職位的「考績」決定升遷，那麼每一個人最終都會被升遷到他不適任的職位，這時候，整個機構的每一個職位上的人在能力上都是不適任的，因而沒有動能可言。這個定律，雖然談的是個人與機構管理文化之間的關係，但若我們把一整個國家作為觀察對象，把政府的一個個機構視為構成國家競爭力的單體，道理同樣適用。換句話說，如果在政府體系中，每一個機構的角色定位不清楚，那麼每一個機構遲早都會變成不適任，因而整個政府失去動能。

1979年成立的資策會，當時的角色是清楚的，就是促進台灣向資訊產業轉型，對台灣的經濟的確起了作用。三十餘年過去了（而這正是人類科技進步超過過去三千年總和的三十年），資策會的角色沒有隨之演化，反而成了一隻彼得定律下的恐龍，或是一個官方光環加持的媽寶。

彼得恐龍和官式媽寶是怎麼養成的？引用一位知情人士的評語：

坦白說，大家都很拚但已經不知在拚什麼。台灣政黨輪替下容有意識型態問題，但至少當年有憂國之人想方設法解決台灣的生存危機（現在呢？）。資策會的角色重點不只在軟硬體，更在雄心壯志下的破壞式創新，如果只要漸進式創新那麼解散算了。坦白說，今日資策會和工研院多食肉者鄙，少遠謀之士，偶見憂國之士卻少格局，所以大家都在爭取經費和執行計劃中麻痹自己。

▎半官半商、不公不私，不可能發展數位經濟

台灣還有多少這類沒有隨著環境演進自己角色的「會」、「所」、「院」？恐怕是不計其數。這種台灣特色的半官半商、不公不私的類公務機構，做盡了體制的媽寶又不受體制監督，成為政府改革的攔路虎、民間活力的絆腳石。人民花錢養政府，政府花錢養恐龍，人民抗議恐龍，於是政府又花錢安撫人民，這種台灣特色的財務惡性循環，不是勒緊腰帶或加點稅可以解決的，因為失去角色定位的恐龍只會越吃越多，恐龍與恐龍之間互相創造職位和肥貓，形成「恐龍生命共同體」。

林全院長看到民間創新界的反應之後，收回了選前口號式、一廂情願的「亞洲矽谷」計畫，給出的理由之一是「重點不在硬體，而在軟體」，還算有點勇氣。然而，既然知道了當今世界創新經濟的重點在軟體，接下來要怎麼做呢？愛爾蘭沒有「西歐矽谷」，愛沙尼亞沒有「波羅的海矽谷」，以色列沒有「中東矽谷」，然而它們的數位經濟動力強過台灣數倍也不止。它們不過是不斷解除恐龍法條、排除恐龍機構，不斷為軟體人才和創業者移除擋路石；簡言之，就是相信年輕世代、將數位經濟的「控管權」下放、去中心化。

▎大破大立，解散還是賣掉

大破大立的做法，眼下就有一個現成的機會，那就是將「資策會」改為「資策的機會」。這兒說的不是什麼內部改組；台灣的千百個「會、所、院」，在不官不私、亦官亦商的文化下，早已積重難返，內部改組，不過是換一種吃政府的形式、讓政府再自我羞辱一次罷了。先得破，路徑只有兩條：解散它，或賣掉它。

解散它，人才得以釋出；專利和智慧產權部份，有國安價值的由政府配給國安單位，有一些商業價值的出售或估價給人員創業，有公益價值的就開放使用。數位經濟不是傳統經濟，傳統經濟講究的是「機構碉堡化」，而數位經濟的本質是海浪，講究的是如何讓水分子自由結合而自然形成浪頭。用傳統經濟的思維去處理數位經濟，猶如用牛頓力學去抗衡量子力學。

或整體賣掉它，讓民間商業機構結合外國商業機構來發揮那一兩千位軟體高手的實力，若託付得人，最終生成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商業應用軟體企業也難說，畢竟那兒有一群IQ 140的人才，看誰來用、如何用而已。

解散或賣掉資策會，那麼有關打通政府資訊平台的事誰來做？其實，這不是「誰」來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政府資訊平台是個系統化工程，主要障礙在於各部會、中央／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台灣三十餘年來，公務機構不斷貼膏藥、打補丁，短褲改長褲，內衣改外裳，疊床架屋之後，導致「誰都知道問題在哪、但誰都不願做出頭鳥」的局面，出了事情只能左右來回推、上下交相賊。政府打通資訊平台的困難，也就是這麼回事。這只需要行政院有魄力，勒令資料數據互通，系統規劃完善後，技術工程由誰來做都可以。講難聽一點，現在社會上的年輕技術人士，比起政府更清楚資訊平台對台灣行政效率的重要性，即使號召他們做志工，每天只發一個便當，他們就會拿出衝進立法院的精神，幫助政府完成這件工作。至於由誰來做系統規劃呢？不是有個單位剛改名叫「科技部」嗎？如果擔不下這個責任，要不要再改名叫作「不科技部」？

▎資策會如此，工研院又如何？

麻煩你在電腦上同時打開「工研院」、「經濟部」、「科技部」、「中央研究院」的官方網頁，快速瀏覽一遍它們各自在研究、執行的項目，你就知道在所謂的「科技、數位」領域，台灣是多麼的糊裡糊塗了。這些吃財政飯的單位，在科技、數位的大帽子之下，幾乎是在互相為對方創造就業機會和預算。我懷疑台灣能有一個人，從行政院長到以上諸單位的領導，畫得出一張這些單位之間的職責、任務和經費的交織圖，如果再加入各主要大學和一缸子的相關財團法人，結論就是「台灣不可能有人清楚國家的科技、數位經濟戰略」。

選舉前後的口號和計畫，多為只懂部份領域、文筆不錯的秀才所為。在這樣一個數十、數百個主廚同時擁擠在一個大廚房的境況之下，新政府的「五大關鍵產業」（姑且先不論這「五大」對不對），只會成為這些一團糊塗的單位互相刷存在感以及鬥爭預算的平台罷了。

▎「研究」大帽子必須拆解 角色必須清楚

「研究」一詞，在台灣算是被濫用到頭了。一個國家，當然需要一些由國家供養只做研究的機構、一群不憂衣食但窮畢生之力只做研究的人物，但是比例只需要人口的萬分之幾，倘若比例來到千分之一以上，這個國家肯定是得了病。

在台灣，「研究」成為了爭取甚至搶奪政府財政預算的大帽子，隨便掐指一算，靠「研究」吃飯的人，比例遠遠超過千分之一。而事實上，他們之中的大部份人，所從事的活動，都是應該計算經濟效益的活動，然而在「研究」的大帽子之下，他們不需要對任何產值評估系統負責，直白一點說，就是一群有報帳權利而沒有收帳責任的人。這批不必受到產值評估卻有預算權利的機構，不但消耗了國家財務，更要命的，它們像黑洞一般的吸走了成千上萬的高IQ人才，佔據了「創新」這概念的至高點，手中握著創新的名份，制約了廣大社會中的創新動機和資源。這點，不可原諒。

比起資策會，工研院的體量更大（超過6000人），在國內、國際的血脈聯繫，更為綿密，無法解散或出售，但是，它可以被拆分。拆分，對工研院並不陌生，過去已有不少成功的拆分案例（包括台積電）。拆分的目的只有一個：打破不公不私、亦官亦商的兩棲文化，讓研究的歸研究，商業創新的歸商業。

台灣政府在推動科技、數位經濟上，最急需的就是去除疊床架屋的混亂，從根上定義機構的角色，該解散的解散，該讓渡的讓渡，該拆分的拆分，終歸不出四條原則：釋放人才，開放資源，角色清楚，去除所有絆倒社會創新動能的絆腳石（包括法規）。

▎「去中心化」——數位經濟的要素

新政府能不能夠將台灣的科技和數位經濟帶入世界軌道，就看此一舉了。任何「關鍵產業政策」，都只有在適任的機制下才能進行。聽聞新政府在「軟硬結合」的口號下，有意合併資策會和工研院，這是一條最不可取的路線，其結果將是一個體型更大的「不公不私、亦官亦商」的包山包海機構，在疊床架屋的老機器下，一邊打補丁一邊吃政府。

林全院長，您行嗎？小英總統，您懂嗎？數位經濟的要素之一就是「去中心化」，任何「強化中心」的政策都是倒行逆施。地球上的所有經濟活動，不分種類，未來 5-10年之後都得依靠數位經濟環境才能進行，而台灣的疊床架屋政府體制就是一頭阻礙數位經濟的老恐龍，您兩位若不能帶動翻轉，10年後的台灣就會變成肥貓區和貧民窟對恃的狀態，淪落為「亞洲第一村」。今天圍繞在您兩位周遭的人，哪些是恐龍邏輯的高手，哪些是「去中心化」的大破大立者？這可得瞧清楚了。或者，您們根本已經不知不覺的將大破大立者排除在圈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