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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昺崙/我島與我城,我們站在彼此這邊:讀《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

圖為2014年10月的香港雨傘運動現場。 圖/美聯社
圖為2014年10月的香港雨傘運動現場。 圖/美聯社

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是春山出版社的新書,作者鍾耀華,香港人,自小元朗長大,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系。鍾耀華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又稱佔領中環運動)之時,擔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即大學聯合學生會)非常務祕書,與學民思潮等團體共同發起罷課、重奪公民廣場及佔領中環等行動。

傘運結束後,鍾耀華曾經任職於《端傳媒》,接著在元朗與伙伴葉泳琳開設書店「生活書社」,實踐「生活就是社運」哲學。2019年,鍾耀華遭到法院判刑徒刑八個月,緩刑兩年,也是媒體稱「佔中九子」的其中一人。《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為鍾耀華自2016年以來,曾刊登或未刊登的文章集結,包括零星的詩歌及小說。時序直到2020年,「反送中」運動結束之後。

但台灣站在你們這邊

我在看書之前,先翻閱了鍾耀華的個人簡介。原本預期看到猶如運動文告那樣激情及熱血的文字,但意外地,鍾耀華的文章非常感性內斂,甚至近乎哀愁的筆觸(但又未至絕望),寫盡六年間個人生命政治與香港局勢之浮沉。

書中有一篇文章〈多餘的話〉,標題由來是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於1935年遭國民黨逮捕、在槍決之前所寫的同名文章。內容為瞿秋白對自己人生的反思,自陳走上這條路是意外,他對於馬列主義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認識,乃是一篇在臨終前對於革命、對於個人生命最真誠的自白,即是瞿秋白死前的精神昇華。

鍾耀華在寫〈多餘的話〉的同時,人生同樣低潮,當時他遭媒體裁員,一方面也面臨雨傘運動的官司纏身,因此他脫去「社運要角」的光環,重新省思自我與運動的關係:

這次被告對我來說有什麼影響。比我付出更多,犧牲更大的人比比皆是,他們有的已受牢獄之災,有的還苦於審判過程之中,大部分都沒有被公眾注視與支持。

這是激情退去之後,沉澱之下的話語。

2019年,法庭宣判「佔中九子」全部罪成。 圖/路透社
2019年,法庭宣判「佔中九子」全部罪成。 圖/路透社

2019年,鍾耀華遭到法院判刑徒刑八個月,緩刑兩年,也是媒體稱「佔中九子」的其中一人。 圖/中通社
2019年,鍾耀華遭到法院判刑徒刑八個月,緩刑兩年,也是媒體稱「佔中九子」的其中一人。 圖/中通社

但我看到的,也許是創傷。我意外發現,我自身的經歷與作者如此雷同,如同台灣與香港那樣歷史交會錯結。我曾經參與2014年的三一八運動,因為在當年3月23日當晚,拿著擴音器在行政院前,呼籲群眾佔領行政院,因此與作者一樣都被以「煽惑罪」起訴,於2020年被求處三個月有期徒刑定讞(沒有緩刑但可易科罰金)。

在審判的過程中,雖然台灣的氣氛較為和緩,法庭也對被告較為友善,但我們確實看到整起運動被定調為「學運」,媒體追逐著幾名有光環的核心人物,有許多基層的、年長的被告,在運動期間,是如何捨身對抗國家機器,想為年輕人開出一條比較好走的路。他們很多人被判「妨礙公務罪」,因為檢警提出具體的證據,不像我們運動核心可以用「公民抗命」來辯駁,所以幾乎都被求處二到四個月徒刑定讞。

運動之後,原本應該讓所有運動參與者來對話,修補過程中的創傷。但因為立即面臨司法審判,涉及太多刑事上敏感證據,導致所有的對話中斷。我們無法公開談論運動當時的決策,人們各自扮演的角色、位置、心理壓力,我們被迫扮演了媒體要我們成為的樣子——媒體說我們是太陽花學運,我們就要是太陽花學運,甚至最後還自己舉起向日葵,成為了自己原先無法想像的那個樣子。

這是媒體上看不到的失落,這也是國族英雄敘事下,不需要存在的「運動傷害」,但我們能懂。所以縱然「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但我們會站在你們這一邊,我們可以感受到相同的破碎。

圖為2014年9月香港雨傘運動現場。 圖/美聯社
圖為2014年9月香港雨傘運動現場。 圖/美聯社

圖為2014年3月台灣爆發的三一八學運。 圖/美聯社
圖為2014年3月台灣爆發的三一八學運。 圖/美聯社

我島與我城

另外,透過閱讀鍾耀華,我們也能找到台港兩地百年的歷史錯結。

做為台灣人,對於香港的表層是熟悉的,亦如九〇年代第四台不間斷播送的周星馳電影,我們對於香港的消費型文化,似乎如數家珍;但在更深的文化思想部分,理解卻非常淺薄。例如在傘運前,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推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專號,隨後《學苑》編輯又邀請練乙錚、孔誥烽、徐承恩、吳叡人等北美、港台學者,就同一主題撰文,思索雄辯城邦未來,並結集成《香港民族論》出版。

當時我們一些台灣學生,興奮地託人自香港帶回《香港民族論》,囫圇看完後,對於當時香港思想之開闊昂揚,驚訝不已,仿若美洲殖民地初見《常識》小冊,或如台灣大眾於1920年代第一次見到《台灣民報》那樣熱血沸騰。我必須承認,會有那樣的詫異,代表了我對於香港文化的偏食與無知。於是在傘運後,我開始熱切尋找香港相關的書籍,發現香港與台灣在戰後命運曾有過多次交會,兩地歷史錯結在威權與民主、殖民與獨立當中。

台灣與香港原本都是漢藏語系與南島語系文化交混之處,神州大陸的邊陲之地,所以1842年香港割讓給了英國,1895年台灣割讓給了日本。在殖民地時期,兩地都是由殖民性與現代性混成的社會,雖然受制於殖民母國,但也意外迎來了全面的現代化,透過帝國接觸了啟蒙思想。

二戰結束至國共內戰之後,中國由共產黨統治,台灣落入蔣介石的專政之下,香港則繼續維持英國殖民,因而保有漢語世界當中,難能可貴的自由思想。許多無法忍受國共威權的知識分子紛紛渡港,以此地做為自由世界的中介(在台灣被封禁的作家郭良蕙,在香港反而受到歡迎)。但國共各方仍透過「雙十暴動」(1956)及「六七暴動」(1967)等事件,企圖左右香港政治。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人對於香港的消費文化如此熟悉,卻對香港政治思想完全陌生的原因。台港過去交流,是刻意排除政治因素的,國民黨並不願意看見馬列主義與自由主義透過香港傳來台灣(連金庸《天龍八部》都曾經遭到查禁)。

圖攝於1989年,中國學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門訴求民主與自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攝於1989年,中國學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門訴求民主與自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1989年6月5日,台北國父紀念館廣場前聚集的學生。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1989年6月5日,台北國父紀念館廣場前聚集的學生。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台港政治真正關鍵發生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當時香港人因為理解到未來即將回歸中國統治,因此港人大力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甚至在事件之後,還發起「黃雀行動」祕密救援中國民運人士。

在台灣這邊,天安門事件引發了朝野關注,各大媒體同聲譴責中國暴行,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也聚集不少群眾,合唱〈龍的傳人〉聲援民運。隔年,一群大學生重回廣場,發起「野百合學運」,國民黨憚於天安門事件餘波,沒有立即驅散學生,時任總統李登輝也決定與學生軟性溝通,召開國是會議,開啟了台灣往後30年的民主改革之路。

我們站在彼此這邊

天安門事件日後徹底改變了兩岸三地民主自由的走向,香港在尚未推動雙普選制度下就回歸中國,自由空間日趨壓縮;而台灣則在1996年選出第一任民選總統,確保台灣地位能由台灣人自己決定,言論自由也獲得充分保障。

而到了2014年,台灣人民反對與中國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台北發起三一八運動,佔領立法院及短暫攻入行政院,這場運動也間接啟發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在面對中國霸權的地緣政治下,台灣與香港的命運再度彼此呼應。

我們回看鍾耀華的文字,感性剖析香港人面臨的處境,台灣人何嘗沒有共感?我城與我島兩地之間相同因緣太多,但我們互相理解的機會太少。我們同樣都經歷了民主與國家認同的劇烈震盪,也曾在運動現場對抗國家暴力以至於破碎失落,正在努力重新拼回一個個完整真實的「人」,重新書寫自我,甚至書寫傷害。

我們需要更多時間來擁抱。我們站在彼此這邊。

香港人紀念「天安門事件」,攝於2020年。 圖/美聯社
香港人紀念「天安門事件」,攝於2020年。 圖/美聯社

  • 文:江昺崙,住在台南的台灣文學工作者,曾經參加三一八運動,因佔領行政院事件「煽惑他人犯罪」遭到判刑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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