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偉／臺俗尚鬼：日治時期反反普度的民俗生命力
臺灣祀鬼風氣興盛，進入現代社會，經常引起不同程度價值觀互動之衝突，前文〈閒編風俗改良詩：日治時期三大反普度集團〉介紹了日本殖民時期由官方主導、知識份子與民間團體等三大反普度集團。
儘管反普度人士擁有官方背書的政治正確性，以及掌握傳播媒體的話語權，綜觀日治時期報端的反普度報導及立論，每一年皆大力鼓吹之，然而，面對反普度的反撲也從未停過，「反普度」與「反反普度」的對抗拉距無時不在，雙方對於中元普度的對立大約可從以下幾個面向觀察。
市場經濟
中元普度為期長達一個月，民眾亦習慣性地大肆採購備妥祭品，加上諸多慶典活動所需物品，往往是一年當中最大規模的消費時間，諸多商家視為大發利市之機，也牽連整個民生經濟。反普度者不論訴求改良或廢止，均直接地衝擊商戶販者的利益，遭致抗拒反彈勢所必然，昭和四年（1929）中元節日便有報導指出：
舊曆七月一整個月間，是各地方商人的貿易至為重要的時刻，其交易金額比新年期間更大。然而同風會、青年會等社會教化團體，視普度為陋習，非改良不足以稱為文明人；但商業團體卻認為中元祭典歷史千年，本應隆重舉辦，即便是文明人亦不可廢。
再具體來看，牲品豬肉是普度不可或缺者，明治四十二年（1909）有報導記載：臺南市區平時肉價每斤二十二錢，至中元節可漲至二十五至二十七錢；在十八洞街畜豬屠宰場，於七月十三、十四日兩天屠豬一百四十三、一百九十八頭，比平日增加二、三倍。
可以想見，一旦簡省祭典祭物，豬市交易將直接受到衝擊，當有反彈之議。又如銀紙也是中元普度的重要消費品，明治四十一年（1908），由於新竹地區提倡節省普度收效，民眾簡省開支的結果，使得銀紙店生意不到往年的三分之一，其衝擊實巨。雖然報端未見因此引來商家之反彈，但影響市況與經濟收益，商販之不滿怨聲當能想見。
民俗時間與生態
在反普度人士所倡議的普度改良中，統一時間是最常見的策略說詞，但真要執行起來卻屢遭阻力。
民俗節日所形成的「民俗時間」乃約定俗成而為眾所遵循，背後有其客觀需要，更有其民間生態之必要，這些都成為反普度者之盲點。昭和十一年（1936）臺北市北區的中元普度已集中於十五日舉行，當時估計所需豬隻約一千六、七百頭，但由於時間過於集中，一時臺南高雄的豬隻調度不及，造成豬價暴漲，臺北市屠豚公會於江山樓開會因應，決議請臺北市家畜市場，再向產地交涉增配豬隻。
以上是客觀上的需要，也可與前段所論之市場經濟並觀。另外在民俗生態言，過往民間有謂「七月無閒和尚」之說，即普度所需要之儀式專家法師、道士等，為普度儀式所不可或缺之角色，由於各地公普、私普場合相當多，若分散時間亦容易調度執行，一但集中時間，勢將造成混亂的局面。
再者，普度通常費時且有其神聖時間運作，反普度改良者要求節省時間，引起反彈，明治四十四年（1911），新竹改良者將中元普度要求禁絕還口份，以及及早收孤，反對者認為午後四點致祭普度，七點就收孤，過於倉促緊迫。
此外，中元普度原本具備有節日狂歡特質，一旦強行改變，極易引發反彈，昭和十一年（1936）臺灣日日新報有篇報導名為〈龍潭普度 裝成藝閣參加 謀商業振興〉，大溪龍潭庄長鍾會宏於龍元宮召開中元祭典行事會議，其中有人認為近年為配合生活改善政策，中元祭典過於簡約不成體統，希望能夠再行餘興活動以增加人氣，並振興商業市況。
當時會中決議接受此一提案，訂定十五日迎斗燈入壇、十六日放水燈、十七日普施，並獎勵各店鋪裝成藝閣參加，並聘請音樂陣頭，並加開自動車班車，以利觀光客前來。在此我們看到，由於違背中元普度既有的生態與狂歡特質，反普度者被反之，來自信眾的抗拒與反撲，致使反普度者必須妥協因應。
亦懼亦惠之陰鬼觀
漢人對於陰鬼之信仰是多層面的，陰鬼固然會威脅陽世之人，必須藉由祭祀及相關儀式加以驅逐或安撫；但陰鬼受人之香火祭品供養，亦能冥報施惠，這種亦懼亦惠的陰鬼觀，造成漢人社會裡中元普度及諸多陰鬼祭祀之原因。以「陰鬼威脅觀」言，可見諸明治四十四年（1911），臺南地區發生水災，災區住民忙於中元節日舉辦普度、演戲，當地警員嚴厲勸阻，但信眾仍然不斷關說求情，認為如果不行普度，將得罪於鬼，未來必不能安居立業。
再以「陰鬼冥報觀」而言，明治三十九年（1906）便有一新聞報導：宜蘭羅東支廳大埔庄林吉記租館家長吳藍田，他雖家貧卻好陰祀，凡相關祭祀陳設必盡力以致，尤其每逢中元普度，更是多宰豬羊豐盛祭祀。
該年的中元節，他和以往一樣祭祀豐盛，當夜夢到兩個鬼卒告訴他，像他這般謙誠奉鬼者已經少見，決定好好回報他，也彰顯樂善好施之功於世人。果然七、八兩月，吳藍田的租佃業務大興，不僅驟得佃人的後謝金兩千元，從米商處得到利金八百元，更娶得嬌妻陳阿勤，成為地方上的佳話。
類似這種虔敬陰鬼、大加普施，因而獲得善報的說法與案例在社會上頗多，也是普度的一股相當動力。民國七十年代大家樂盛行的年代，經常有賭迷至大眾爺廟等奉祀陰鬼處求明牌，這是未久之例，可資對照理解。
疾病觀與治療
普度與反普度看似一種針對民俗信仰的對立，背後更是一種觀念與認知上的相抗，就疾病觀而論，日本當局及新文化人士等認為：普度時因牲品陳放過久互相酬答，將造成公共傳染病的流行；一般民眾卻認為，疾病是一種不潔，原因於陰鬼之祟，必須藉由普度祭祀、善加安撫才能除穢解除病源。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病因觀與醫治觀，或可說是現代性與傳統式思維的基本差異，於是本文一開始提及的鹽水廳案例中，身為官方基層代表的保正，其實也是在地人士，其身份既依違於傳統及現代兩端，於是從服令官方的「反普度」立場，一變而為率眾支持普度。
類此反普度的反撲處處皆有，反普度者要面對的不是尋常的民眾行為，而是一個強固的民俗信仰文化，以屠豬祀鬼及分食酬答來說，可朔源自周代，行諸千年，有其「犧牲」、「分享」等文化心理，強行改革十分不易，也易遭受反彈。昭和九年（1934），基隆慶安宮依例於中元普度祭祀豬隻並行競比，維新人士劉阿禎疾呼改善，卻幾無成效，廿七日普度當天，主普壇共陳列有四百餘頭豬隻，同時競比豬隻，獲金牌獎之勝者為求勝選，曾三易其處飼養，可見其勢在必得之決心。
前述四點可以看出，民眾循其舊慣舉辦中元普度之背景，但這並非不可改變，只是改變不是來自由上而下的政策，而是面臨大環境變動而自發性地調整。
從過去的案例來看，其一是緣於天災，這無須多言，當年當季任一地區遭受天災，普度規模必然縮減或取消，但即便如此，信眾也會加以彌補。比如明治三十年（1897）七月，新竹地區適逢洪水災害，一切物資短缺的情況下，原本於七月十二日舉辦，熱鬧異常的南壇普度遂暫停，然而地方人士總覺得不安，便於十七日再重新普度，祭物安排依然豐盛如昔。
昭和四年（1929）時，新竹州則旱災水災並遇，致使農作物減收，影響民生經濟，於是當年的中元普度為之縮節，但屬都市區的新竹街或因經濟條件較佳，大抵尚能依往例普度（初八日七縣分普、十二日大眾廟普、十九日城隍廟街庄普、廿三日眾街普、八月一日市場普）。
其二因素是經濟不景氣，最明顯者是，受到一九三○年代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影響，日本及殖民地臺灣亦受波及，直接限縮了中元普度的規模，著名的嘉義民雄大士爺祭，於昭和六年（1931）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三間，進香人數約一萬二千人，香油錢收入二百五十圓，較之去年的二萬人、二百八十圓，明顯地減縮許多。
這種價值觀衝突與對立，顯然已延續至今，大抵而言，民俗變遷有其自主的內在邏輯，自古以來縱然官方力量有由上而下的壓抑或控制，但民間社會大多能因著頑強堅韌的特性，能重新走出自我主體發展脈絡，展現民間文化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