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傑/被遺忘的西螺信仰發展:如何在不斷遷易的鄉野找尋歷史真相? | 民俗亂彈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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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朝傑/被遺忘的西螺信仰發展:如何在不斷遷易的鄉野找尋歷史真相?

攝影/劉家豪
攝影/劉家豪

雲林西螺街區擁有全臺少見一街二媽祖廟的景觀,一是位於延平老街上、祭祀太平媽的福興宮,一是位於新街、供奉老大媽的廣福宮。這兩間都是西螺當地重要的媽祖廟,當地居民面對日常生活所需,舉凡安宅、嫁娶、謝神等,多會同時迎請兩廟媽祖共同前往家宅或村落。在今日講求香火經濟的宮廟經營方向裡,媽祖香火正統之爭,必然一觸即發;當然,這都只是管理階層的競爭意識,不必然是媽祖與媽祖之間的信仰競賽。

日前,筆者一篇〈西螺媽祖巡太平——詔安客番仔庄與八大社請頭貳香儀式〉文章,引起許多深淺不一的討論,縱然該篇文章未有寫下兩廟的發展歷史,甚至該文宗旨也不是探討兩廟媽祖的位階,但依然會有宮廟管理階層與信徒,落入管理階層所營造的競爭意識裡,只要文辭稍微與自己現下的認知不同,就會以對立攻擊方式,誤導視聽。

但,究竟複雜多元的鄉村田野習俗裡,反映了多少歷史真相?我們如何端看歷史動態的過程及信仰的互動關係?

文獻所載兩廟歷史

福興宮,居民稱「媽祖宮」。據逝世於1868年該廟第九代住持永念記錄的〈福興宮事略〉:

康熙五十六年,臨濟宗明海師父由湄州聖母廟奉來媽祖乙尊於螺陽安茅奉祀,後因顯聖庇民,香火旺盛,乃由舖民信士於雍正元年出資建為廟宇,乾隆初年朱成功部將鄭時敏屯田街東,寄贈田園數甲併隨身所奉莆田聖母神像一尊,三十五年降旨,聖母示意遷宮,街民遵旨遷廟街西,至嘉慶五年舖民捐資重修共壹拾陸間,前殿祀聖母,後殿奉觀音,並合祀神農大帝、開臺聖王、福德正神、太子爺、註生娘娘諸神像也。

廣福宮,居民稱「新街廟」。根據1894年雲林縣教諭倪贊元纂輯《雲林縣采訪冊》記載:

廣福宮在街南。中座合左右廊共七間。前座祀聖母、後座祀觀音。乾隆二十五年本堡紳董捐建,同治十三年職員廖振元等捐修。

由上述兩則史料可知,福興宮與廣福宮至少在18世紀60年代就都已經存在西螺當地,只是兩廟分布於兩個不同的聚落。福興宮位在西螺街,而廣福宮位在西螺街南邊的新街。

攝影/劉家豪
攝影/劉家豪

庄廟變街廟

今日我們所見西螺街區是由永安、中和、福興、光華、中興、正興、廣福、漢光等八個里構成,擁有約9.12平方公里的面積,不過清代的西螺街規模就如此嗎?當然不是。

舉一個例子,我們常聽到清代臺灣的都市排名,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臺灣府所在的臺南市區是清領時期臺灣的首都,商貿興盛冠於全臺。根據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臺南市府城歷史街區計畫書》調查指出,府城歷史街區約3.15平方公里。由此可知,在清代的西螺街區規模絕不可能勝過首都臺南。那麼西螺街是如何成為今日規模呢?1920年全臺行政區重劃是關鍵。

不過,清代的西螺街與新街庄是分立的兩個聚落。1741年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載,螺陽地區出現了「西螺街」這個初登場的名稱。至嘉慶年間,西螺街的商業更趨興盛,在存世的契約文書中,多以「舊街」來指稱這個對應於西螺街南邊的「新街」聚落。其中,在目前傳世的西螺文獻裡,留有一份1851年7月典契字:

立轉典店契人西螺街官士典、士茄、士振仝侄開泰等有承先父明買過店壹坎,坐落街暏﹝肚﹞,坐南向北……因乏銀應用,愿將此店出典,先盡問房親叔侄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招到新街鍾清安出首承典……咸豐元年柒月 日仝典契字人官士茄、士典、士振仝侄開泰

內容記載「西螺街」官家因沒錢可用遂將位在街肚、坐南向北的店屋出典,當時出錢承典的銀主是「新街」鐘清安,由此可知清代西螺街與新街是屬於不同聚落,所以在訂立契約時就會特別被強調。

如若是同屬西螺街,就會以「本街」相稱,表現其共同的聚落認同。譬如1890年10月〈立杜賣盡根田契字〉:

立杜賣盡根田契字人西螺街玉山號廖文謀、廖三聘等有承祖父應分水田貳段址在小茄苳大枋橋邊……今因乏銀費用,叔姪商議愿將此水田貳段出賣盡根,先問房親兄弟叔姪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送與本街魏德彰出首承買……光緒拾陸年拾月 日立賣盡根田契字人廖文謀、三聘

有西螺街本街認同的出現,是因為舖戶們透過隘門共同擔負街內的治安工作,就是所謂的「隘門防禦圈」。隘門是清代臺灣治安不良的商業聚落的設施,為磚石構造建築,其型態大者如城門,設有銃櫃,用於重要據點,數量不多;小者如牌坊,普設於街頭巷尾,兩者皆設有兩扇大門及一扇小門,白天開啟,入夜則關閉,其用途在於防止盜賊侵入,以及減少械鬥時街內人員的損傷,因此隘門之內就形成獨立的領域,即「街內」的範圍。

根據日本地理學家富田芳郎於1944年的調查,清代西螺街共有6座隘門,分別位在今延平路及大同路口、公正路及延平路口、中興路及延平路口,每個路口各設有2座。由隘門所構築的範圍,就是「西螺街」所在,也就是「街內」的範圍,反之則為「街外」。

到了日治初期西螺街與新街庄仍分屬兩個不同的聚落。在《臺灣總督府檔案》收錄了一份1898年〈社寺廟宇調〉,是日本殖民當局延續清代的街庄行政所進行的廟宇調查。根據此資料所載,位於西螺街的廟宇有福興宮、三山國王廟、伽藍爺廟,新街庄則有廣福宮、大眾廟、振文書院,還有埤寮口庄的地藏王廟及大菜園庄的福德祠。

直到1920年10月1日臺灣總督府正式實施「臺灣街庄制」,新街庄才被納入與西螺街同屬一個「街」的行政單元。而這也意味著位在新街的廣福宮由原本的「庄廟」轉為「街廟」,自此以後西螺街就成為一街兩媽祖廟的情況。

攝影/劉家豪
攝影/劉家豪

思考時代意義下的兩廟歷史

其實,清代的新街庄是西螺街南邊的主要守備防線。雖然清代新街不屬西螺街內,但作為笨港大路邊進入西螺街的南邊最大村落,就扮演了西螺街防禦前線的重要角色。根據《崇遠堂張廖祠沿革詳誌》中〈三姓械鬪停止祭祖〉記載,1862-1864年間,西螺爆發鍾、廖、李三姓械鬥,當時新街庄一帶設有砲臺,防止廖姓以外的陣營入侵西螺街。

1862年,發生震撼全臺的臺南大地震,當時西螺地區受到地震不小的影響。同年,又遭逢戴潮春事件爆發,不久,演變成地方勢力的廖、李械鬥,並擴及鍾姓,也就是所謂的「三姓械鬥」。最後,1864年時,官方挹注大批軍隊投入戰事,使得西螺股首廖談不得不投降,其妾蔡邁娘與匪徒們,一氣之下放火焚街,燒燬店鋪百餘間。

自此之後,西螺街的商貿受到重挫,原本地震受損的地方大廟,如福興宮、廣興宮,以及新街廣福宮的重修工程,一直到1866至1874年間才開始進行。由於新街一帶居住了不少在西螺街貿易的商人,如蕭源盛號。再者,因新街承擔街外的防衛,因此當時就由西螺街紳董、舖民協助新街庄民重修廣福宮,至今廟內仍留有兩方由當年「街庄主首事仝眾弟子立」的匾額,說明了這段歷史。

根據〈同治13年福興宮重修碑記〉、〈同治13年廣福宮重修牌記〉統計可知重修費用以福興宮耗資1,785大元最多,其次為廣福宮1,124大元。當時雖然由西螺街紳董及商人們協助兩廟重修,但對其捐款金額仍然有所分別,如五品職員廖輝煌捐福興宮110大元,捐廣福宮則只有30大元;又如貢生李超英捐福興宮100大元,捐廣福宮則只有45大元。而這樣的例子在兩塊碑文上比比皆是。上述這幾位都是擔任兩廟重修時的領導人物,具有指標意義。他們何以對兩廟重修捐款有所區別,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歷史問題。

此外,該次的重修,據地方耆老的口述,當時西螺街紳董公開籌募福興宮建設基金,並以捐資多寡論定頭香、貳香歸屬,最後由西螺保番仔庄(今莿桐鄉義和村)與布嶼保新庄仔等庄(今二崙、崙背鄉境)的捐款居第一、二位。建廟完竣後,紳董認為這兩地居民功勞最大,於是決議自1874年重修完工的隔年(1875)正月開始以番仔庄為「頭香」,布嶼保內新庄仔等八個鍾姓聚落為「貳香」,得於每年正月初五迎請福興宮媽祖及神農大帝,及廣福宮媽祖等諸神回庄遶境祈安,至正月初七請回。

在兩地高齡90歲耆老的轉述祖輩們的歷史記憶裡頭,雖然都以西螺的媽祖宮太平媽重修為故事主軸,反映了日本時代街、庄合併前的歷史。但是事實上我們在今日的田野裡,仍可見頭香除迎請福興宮媽祖及神農大帝以外,還有廣福宮媽祖及武財神、廣興宮三山國王及夫人、正興宮太子爺。這些不同於請頭、貳香歷史記憶的田野現況要如何解釋?還有當代所見廣福宮媽祖坐大位、轎子押後有何意義?是反映多少歷史真實?皆值得思考。

不斷改變的鄉野史觀

舉一個例子,正興宮太子爺的迎請,原本不在正月初五請「頭香」的規劃內,1972年左右,因每年由新街廣福宮至廣興宮時,必須由正興宮廟前經過,當年適逢番仔庄居民擔任該廟委員,廟方向番仔庄請託一同迎請,並允許由開基太子爺正駕出門。先是祭奉在廣福宮老大媽神轎內,後因番仔庄北邊四塊厝庄(今西螺鎮埤頭里)央求順道繞進村中,供居民膜拜。番仔庄首事便請求四塊厝居民協助扛太子爺神轎,因此多一頂神轎。隨著中山高速公路通車,四塊厝入庄處為交流道所在,車流較多且不便,因此取消遶境該庄。太子爺神轎,也轉由番仔庄居民負責,留下了今日所見的景象。

此外,在當代田野中,經常會聽到有人以某廟神坐大位、轎子押後等現象來解釋儀式的政治意涵,說明某廟神地位較崇高。不過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當代共時性的觀察是否能夠完全反映百年前的儀式表徵與今日相符?答案肯定是無法。在沒有史料記載的前況下,過度的推論,無限上綱都具有風險。因為儀式表徵可能會隨著歷史而改變,另方面歷史也隨著不同儀式表徵而有不同的意義。此外,當代人為的因素亦必須考量。

就地方觀點來說,無論是福興宮或廣福宮媽祖,在居民的心目中都是來自西螺的媽祖,沒有大小位份之別。既然如此,我們則要去思考,究竟是誰在強調某廟神是否坐大位、轎子押後這件事?同時,我們別忘了到地方走走,觀察哪間廟又多了有別傳統的新名稱?仔細思考背後的用意,這都是當代有趣的田野。

歷史真相存在鄉村田野習俗裡?確實,歷史與信仰是無法分開的。上述的討論,我們可知當代所見的臺灣民俗活動中,蘊藏著一地的歷史過程,這些長時段、數百年累積的歷史沉積,猶如考古文化層,是必需透過長時間向度的貫時性觀察,才能一層層的將其揭開、解析。

不過要做到這層工夫,並非易事,即便邏輯推理再強,沒有地方文獻的出土、文史研究的累積,終究還是無法達成。如何做到獨立思考,唯有透過各種面向的觀察與反思,不人云亦云才是真道。

攝影/劉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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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楊朝傑,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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