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畑勲與宮崎駿的「世界名作劇場」:穿過台灣仇日年代的經典動畫(上) | 李政亮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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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畑勲與宮崎駿的「世界名作劇場」:穿過台灣仇日年代的經典動畫(上)

動畫《小天使》劇照。 圖/取自IMDb
動畫《小天使》劇照。 圖/取自IMDb

「吉卜力高畑勲展」業已落幕,伴隨展覽,吉卜力的經典動畫作品也重新上映,再次牽動人們的集體記憶。展覽雖已結束,不過,卻仍留下一個值得從台灣文化史來思考的問題。

高畑勲與宮﨑駿的動畫人生,從1960年代的東映開始,兩人在那裡相識,也有著革命情誼。從1971年兩人離開東映到1985年吉卜力成立之間,兩人三度進出同一公司創作。

其中,兩人都曾在瑞鷹映畫(ズイヨー映像)與日本動畫公司(日本アニメーション)待過。1973年進入瑞鷹映像之後,曾合作完成《小天使》、《尋母三千里》、《小安妮》等根據世界名著改編的作品。不過,因為瑞鷹映畫營運狀況不佳,1975年改組為日本動畫公司。

在日本映畫公司的作品當中,也有承繼名著改編路線的作品,並名之為「世界名作劇場」。該系列除了高畑勲與宮﨑駿的前述作品之外,還包括《龍龍與忠狗》、《小英的故事》等,日本動畫公司的作品,在1970年代台灣有著高知名度,可說是五六年級生的集體記憶。

然而,1972年日本與台灣斷交,國際政治因素直接影響大眾文化。以電影為例,一方面,台灣政府全面禁止日本電影輸入以示抗議,另一方面,台灣的中影也開始製作軍事宣傳電影,諸如《梅花》、《英烈千秋》、《筧橋英烈傳》等,都是以國民黨中國時期的抗日戰爭為主題。

電影《筧橋英烈傳》及《梅花》海報。 圖/取自IMDb
電影《筧橋英烈傳》及《梅花》海報。 圖/取自IMDb

因斷交而來的仇日情緒,顯而易見。就電視來說,對日本相關訊息的呈現,管理也極為嚴格。基本上,除了電視新聞中關於日本的經濟或科技資訊的報導可以呈現之外,其餘舉凡日語、日文字幕、風景等都在禁止之列。

但是,為什麼日本動畫(1960、1970年代台灣媒體都以卡通稱呼,而後才漸有動畫一詞,本文當中,視脈絡交互使用)卻可以經常性地播出?電視螢光幕裡的日本動畫,是三條脈絡交織的結果,首先,是台灣在社會轉型之下,1970年前後電視機逐漸普及,新生人口也達高峰,兒童節目的需求開始成為受關注的話題。

其次,1960年代的卡通節目原以美國為主,當時也有媒體對華德狄斯奈(現今稱為華特.狄士尼)的生平以連載方式大加介紹。與此同時,1960年代日本的電視動畫也在積極發展當中。不過,與196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電視動畫熱潮相伴隨的,卻是動畫公司嚴重的赤字。因此在此情形下,出現世界名作劇場這樣瞄準海外市場,以賣出版權平衡製作成本的製作與行銷模式。

最後,當台灣電視台需要針對兒童的卡通節目,日本卡通又比美國卡通便宜的狀況下,日本卡通自然獲得青睞。而台灣電視台藉由自製主題曲、將卡通角色更動為較在地化的姓名等方式完成卡通節目的「去日本化」。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

1970年前後電視機在台灣逐漸普及。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1970年前後電視機在台灣逐漸普及。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台灣的電視機時代

台灣電視史是從1962年開播的台視為開端。1960年代的台灣大眾文化型構,除了台灣內部的黨國體制支配的因素之外,也必須加入冷戰美蘇對抗的國際政治思考。冷戰格局下,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的關係非常微妙。

1945年至1949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力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策,然而,1952年日本依照《舊金山和約》獨立之後,在1952年與台灣建交。儘管國民黨因為在中國時期的抗日經驗,對日本有相當的敵意。

不過,冷戰時期以「自由中國」自居,藉以區隔共產中國的國民黨,卻必須與同為反共基地的日本合作。在大眾媒介方面,中影與日本的電影公司曾有合作,中影的盤算,則是希望藉由日本電影的技術,透過合作傳達反共思想。

台視的成立也是如此。台視是當時省政府的「台灣省電視事業籌備委員會」與日本的富士電視台、東芝、日立與NEC共同投資成立。按柯裕棻〈電視的政治與論述:1960年代台灣電視設置過程〉的研究,原來籌備委員會與富士電視台有每天兩小時播放日方節目與廣告的協議。不過,政府部門對日語有意見,取而代之的是美國電視劇。美國電視劇得以行銷各國,依賴的就是戰後重新開展的好萊塢體系。當然,美國在冷戰年代自由陣營裡的強勢力量也是根本原因之一。

再依柯裕棻〈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台灣〉的整理,台視成立的這一年,美國電視劇共播放了11部,而後又再增加。除了美國電視劇之外,電視台所播放的美國影片還包括墊檔的英語學習節目以及卡通影片。可以看到,卡通影片在1960年代還只是被視為墊檔的節目。

當時到底播放了那些卡通影片?1965年2月27日《聯合報》〈電視節目評介〉的文章當中提到,卡通影片是小朋友最喜歡的節目,不過,卻是反覆播放,諸如《太空飛鼠》、《豬小弟》、《獅子羅比》等,小朋友都已能背得出來。這些都是典型的美國卡通作品。

此外,1964年開始在《聯合報》家庭版撰寫專欄文章的薇薇夫人,經常關注兒童節目。她在1965年〈一點小意見〉的文章裡,除了提到《太空飛鼠》受歡迎的熱況,也提到兩個重點:一是「我總覺得放卡通片有點敷衍了事,既無字幕,也無說明,而且常常翻來覆去放那幾部」。

二是「時間我覺得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好幾次孩子們等待十一點的卡通,睏得東倒西歪也不肯去睡」。從這兩點可以看到,卡通確實只是墊檔角色,電視台甚至不願加上字幕乃至配音。至於真正面向兒童的卡通時間,也還沒有出現。

薇薇夫人在1965年〈一點小意見〉的文章裡,除了提到《太空飛鼠》受歡迎的熱況,也提到兩個重點:一是「我總覺得放卡通片有點敷衍了事,既無字幕,也無說明,而且常常翻來覆去放那幾部」。 圖/聯合報系資料
薇薇夫人在1965年〈一點小意見〉的文章裡,除了提到《太空飛鼠》受歡迎的熱況,也提到兩個重點:一是「我總覺得放卡通片有點敷衍了事,既無字幕,也無說明,而且常常翻來覆去放那幾部」。 圖/聯合報系資料

兒童節目的需求浮現

繼台視之後,中視與華視分別於1969年與1971年開播。值得關注的,是當時電視普及的情況。根據黃家暐的碩士論文《戒嚴時期台灣對日本文化的迎與拒——以「科學小飛俠」為中心》的整理,1962年人均年所得6,489元,電視機的售價卻高達4,660元。也因此,該年登記電視機數量不過3,334台。

不過,隨著經濟成長,1969年人均年所得已達13,289元,這一年開此出現彩色電視機,台數已達338,816台(彩色電視機一千台),歷年電視機台數累計九十七萬台。到了三家電視台全數成立的1971年,電視機台數黑白部份就已達一百三十萬台,彩色也有三萬七千台左右。1974年黑白電視機更是突破兩百萬台大關,電視機開始成為一般家庭的必備物件。

經濟的成長與電視機普及有直接的關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則是人口變遷與節目需求之間的關係。根據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百年人口歷年資料」的統計,戰後台灣的出生人口從1947年的二十四萬一千人開始持續增長,到了1955年開始,步入四十萬大關的四十萬三千人,四十萬上下的趨勢維持到1966年,而後雖然稍微下滑,但整個1970年代出生人數最低也維持在三十六萬人。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當出生人數增加之際,面向兒童的節目的需求也開始出現。如果以《聯合報》為例,1970年前後開始,出現不少呼籲電視台重視兒童節目需求的文章,卡通影片的教育與娛樂功能逐漸受到重視。例如薇薇夫人1965年的〈一點小意見〉、〈孩子們的電影〉等文章,便以美國迪士尼的電影與卡通為例,呼籲建立台灣兒童的世界。

有趣的是,1970年的〈請安排一個妥當的時間〉一文當中,提到收到小朋友的來信,指稱台視推出半小時的卡通節目,但是時間卻是在中午,三年級以上小學生根本無緣觀看。由此來看,卡通的播放仍然只是墊檔時間,尚未真正面向兒童。

一直到1972年12月8日〈卡通時間固定,兒童福音來臨〉,其中提到,中視與華視的電視節目表當中將卡通時間固定,中視每天五點半播放《粉紅豹》、華視則是六、日五點半播放《飛天俠》、《三超人》、《小水手辛巴達》。相較於原先每天三台共計一小時的卡通時間更進一步。不過,儘管時間稍有固定,反覆播放的情況仍在發生,1973年5月30日的〈頑皮豹都舊了〉一文,是一群小學生投書,指陳中視所播放的《頑皮豹》都已重複播放三四次,希望電視台能有新的卡通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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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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