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罪到徒刑17年，鐵路刺警案定讞——司法與精神醫學的未完待續

王子榮 28 Jun, 2021

鐵路刺警案在日前定讞，鄭姓被告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17年有期徒刑、並在執行完畢後還要面對5年的監護處分的代價。示意圖。圖／路透社

作為近年來最引起社會矚目的重大刑事案件，鐵路刺警案終於在日前定讞，歷經嘉義地院、台南高分院到最高法院¹，這段程序走得比預期快很多，鄭姓被告很快的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17年有期徒刑、並在執行完畢後還要面對5年的監護處分的代價。

不過刑事程序的案件固然告一段落，但案件從開始到結束引起的大浪卻始終沒有平息，無論從一審宣判後引發的軒然大波，甚或一、二審對於精神鑑定認定的差異、被害人家屬對最終判決刑度的怨懟，都一而再、再而三的透過新聞畫面衝擊人心。社會大眾對司法制度留下更多的問號，這場源自於悲劇的訴訟程序，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是輸家。

司法 ≠ 合乎社會期待

首先必須談的是，當判決「逆風」時，我們能不能給予法官一個獨立審理的空間？尤其鐵路刺警案一審宣判時，頓時是千夫所指，要法官、鑑定醫師出來「洗門風」的聲浪不絕於耳。

姑且不論判決認定的結果（最後是將一審的無罪認定改判有罪），當時一審法官認為鄭姓被告欠缺責任能力，所以即便構成要件該當（下手實施殺人行為）、違法（沒有任何阻卻違法事由），但是因為被告責任能力欠缺，引用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所以只能下無罪判決（一樣有監護宣告5年）。

依法審判是法官的天職，那為何只要判決結果跟社會期待有所落差時，就一定是拿司法祭旗？判決和社會期待往往不一定是等號，有時候很符合社會期待只是結果上的剛好而已，如果每每期待法官做出的判決要「合乎社會期待」，那司法也不配稱為正義最後的防線！

一、二審判決為何差很大？精神鑑定與司法的關係

一審判決和二審判決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鄭姓被告行兇時的辨識行為違法與否、進而能否控制其行為能力的認定不同。刑法第19條有關行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指的是行為人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致其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

一審參酌鑑定醫師的報告，認為鄭姓被告當時是處於無法辨識其行為，也不自我控制的狀況，而二審則找了不同的鑑定團隊、鑑定時間點也與一審有差距，結果則認為被告仍有辨識能力，而且控制能力沒有完全喪失，只能認為顯著減低。這注定了判決結果的天差地遠，究竟精神鑑定在司法實務上到底扮演怎樣的關鍵，法官面對不同的鑑定結果又該如何做出選擇？

刑法第19條一直是司法和精神醫學的命運交會之處。法院在判斷上往往會涉及不同領域的專業，本來就要借助其他專業人士給予意見，而鑑定就是立法者賦予法官可以取得專業者協助的路徑。不過向來法官送鑑定所得到的專業意見，在地位上只是輔助法官作為判決參考，並不會拘束法官：例如實務上車禍案件送交通事故鑑定，也在不少判決中看到法官交代為何不採用交通鑑定，而是自己判斷怎樣的車禍肇事責任才合理。

不過在刑法第19條的判斷上，法官的角色卻很難一把抓，因為這部份精神醫學給予的意見將左右法官的心證，即便法官在職進修中，每年都會開設相當時數的司法醫學課程，其中精神鑑定更是反覆不斷強調的重點課程，但從司法跨到醫學，始終還是有一個門檻。

況且精神鑑定已有一套SOP，包含檢視疾病史與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前科紀錄）、犯案行為、司法特別門診紀錄、臨床心理衡鑑（含行為觀察及會談資料、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並得出鑑定結論，在這樣的基礎上，司法實務面對精神鑑定縱使不是全盤接受，但要重新檢視，進而反駁或推翻，相較於其他領域的鑑定並不是這麼容易，且論證上往往流於蒼白無力。這也才會說從結果論來看，似乎是精神醫學鑑定左右了法官的心證和判決的結果。

法官無法逃避的課題

在個案中，如果法官認為精神鑑定的意見可能有疑問，也會囑託不同的醫學單位來實施精神鑑定，就如同這起鐵路刺警案一樣，一審是榮總嘉義分院、二審時除了卷證內已有的精神鑑定外，則再找成大醫院實施鑑定。在這樣的案件中也會讓實施鑑定的醫師到庭接受交互詰問，更棘手的問題在於，如果兩份鑑定意見分歧，這時要採取哪一份精神鑑定意見為準，就是法官必須面對且責無旁貸的。

當我們將目光回到鐵路刺警案中一審和二審的判決脈絡，二審判決臚列了上開兩間醫院的鑑定報告內容，以及各自實施鑑定醫師到庭的證述，並從當時案發時的錄影片段、乘客的證言、被告遭到至制伏後所表達的話語、距離案發時間最近的警詢筆錄內容，來判斷鄭姓被告行兇時是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仍有辨識能力），也花了不少篇幅講述不採榮總嘉義分院的理由——判決最重要的說理與做出決定的功課，並沒有交出白卷。

司法與精神醫學在可預見的將來，仍有高度緊密的合作關係，只是在法官這端，必須繼續增加相關的專業進修，避免和精神醫學的發展脫勾。更可能的是透過學習精神醫學的相關鑑定工具（如心理衡鑑），而精神醫學領域也可以逐步對於曾經實施鑑定的個案的確定判決，建立相關的判決實證分析，並回饋到司法實務，持續搭起和司法對話的橋樑，藉以提昇法官對於精神鑑定結果加以重新檢驗的能力。

畢竟法槌落下後，斷人對錯並承擔判決接受公評，是法官無法逃避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