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成為吹哨者：「簡訊實聯制」資訊遭利用，指揮中心請儘速反應

行政院自5月19日推出「簡訊實聯制」，由民眾用手機掃描店家的QRCode，即會出現「場所代碼：0000 0000 0000 0000 本簡訊是簡訊實聯制發送，限防疫目的使用」的文字，直接發送簡訊到1922，即可完成實聯制，而不用另外填寫資料。

然而，民眾每傳送一則實聯制簡訊，其實都是在揭露自己「在什麼時間、出現在什麼地點」的個人隱私，因此在制度推出後，仍有部分爭議未解。

簡訊實聯制「只供防疫使用」，卻遭不當利用？

對於網路流傳「簡訊實聯制侵害個人隱私，政府藉機監控人民行蹤」的訊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極力澄清「這是假訊息」，強調簡訊只會傳送給電信公司，且只保留28天，並僅限作為疫調使用。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更於5月23日的記者會上，強調民眾若散播上述的「假訊息」，最高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

但是，筆者必須在此沉痛地說：近日卻發生了「簡訊實聯制」資料被拿來使用在疫調之外的情形。

筆者任職臺中地院強制處分庭，工作內容包含審核警方聲請的搜索票案件。近日發現刑事警察局在搜索票聲請書中，利用嫌犯以簡訊實聯制發送的簡訊來鎖定嫌犯行蹤。指揮中心一再向國人保證簡訊「只會作為疫調使用」時，警方同一時間卻利用民眾所發送的簡訊來掌控嫌犯的行蹤。

由此可見，指揮中心明顯沒有約束電信公司不得提供其他機關調取簡訊資料。筆者因此質疑，所謂「僅作為疫調使用」的承諾，難道只淪為口號？

就算該簡訊是經由法官核發調取票或是依通訊監察所得到的資訊，也是違反了發送簡訊者信任指揮中心所說的「限於疫調使用」的承諾，警方以簡訊內容來鎖定嫌犯行蹤，恐怕也是不當的行為。

依筆者日常所見，目前幾乎所有店家都配合政府政策，要求顧客在消費前先發送實聯制簡訊。據報導，這一個月以來全國已經發送3.5億則簡訊，顯示民眾極為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令人遺憾的是，在疫情嚴峻的此時，全國上下都在積極防疫，警方卻無視簡訊內容中「限防疫目的使用」的聲明，在背後利用民眾基於對政府信任而傳送的簡訊——就算目的是為了偵查犯罪，也不能合理化不當利用的事實。

指揮中心應正視約束電信公司，全民才能信任防疫

更令筆者擔憂及存疑的是，電信公司是不是根本就沒有對於實聯制簡訊的調取作任何限制？筆者近日反覆思考若不質疑此事，讓現狀持續下去，不排除警方仍可能在其他案件中利用實聯制簡訊來掌握民眾行蹤，而且不見得會保留調取紀錄。

更嚴重地假設，若類似做法仍被默許，未來在各種民刑事案件中，簡訊資料都可能會出現在法庭，作為證明民眾在特定時間、出現在特定地點的證據。舉例來說，僱主是否也有可能要求員工提出通聯紀錄，來審查員工居家上班時有無蹺班購物？

事實上，筆者也不敢相信自己配合指揮中心落實簡訊實聯制，竟然可能淪為遭警方掌握行蹤的工具。在簡訊實聯制甫推出時，台灣人權促進會已曾提出制度並不透明的疑慮，如法源不明、稽核制度不明等，筆者對此不再贅述。

筆者的重點在於，不論指揮中心現在與電信公司的約束機制為何，應立即檢討並確保電信公司不得基於防疫目的外，提供簡訊資料給任何機關，以杜絕警方或其他機關不當利用簡訊紀錄。

只有在指揮中心積極面對目前的缺失並修正改進後，才能重拾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繼續支持簡訊實聯制，讓「同島一命」的我們，一同對抗COVID-19。

（※ 110年6月21日 17:00補充說明）

上開文章發表後，收到許多回饋意見，甚為感謝。然而前文僅對於警方以實聯制簡訊據以聲請搜索票一事認為有「不當」之處，並未認為檢察官及警方取得該簡訊的程序不合法或不具證據能力，應予澄清。

違反社會觀感

總統及行政院長的臉書都向民眾宣導實聯制簡訊只會作為疫調使用，刑事局卻以之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就算簡訊來源是依法監聽所取得，然而同為行政權之下，卻行為不同調，嚴重違反社會觀感，所以筆者在前文中認為這恐怕是「不當」的行為。

法律層面的適用

若實聯制簡訊是依法官核發的監聽票而取得，得否作為警方聲請搜索票的證據資料？筆者於前文中並未表達立場。

許多檢察官及警界人士認為指揮中心以疫調需求而實施簡訊實聯制，與偵查機關為了偵查犯罪而以監聽票取得實聯制簡訊，是依據兩種不同的法律依據，並不會因為指揮中心宣示實聯制簡訊「僅作為疫調使用」而造成偵查機關取得該簡訊的程序不合法，故也不需要限於疫調使用。

上開意見雖然言之成理，然而筆者認為本案特殊之處在於民眾若未配合實聯制，可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罰鍰。許多商店只能以手機掃描QRCode，沒有提供紙筆可供填寫，民眾若不傳送簡訊，則店家極可能會拒絕其購物，民生需求即無法滿足；若民眾違反實聯制而購物，則將受到罰鍰；若傳送簡訊，則其個人隱私將遭蒐集。

可以說民眾傳送簡訊時，是處於民生購物需求及遭處罰鍰的雙重壓力之下，並不是完全基於其自由意志，若作為對其自身不利的佐證，對其恐怕有失公平。雖然法律沒有規定審核搜索票應如何為證據取捨，但從公平的角度出發，筆者寧可在警方以之聲請搜索票時，在個案中排除實聯制簡訊的適法性。

另一個可能的思考路徑是將行政院、指揮中心、衛福部及刑事局視為同一個行政權之下，既已先宣示實聯制簡訊僅能作為疫調使用，若作為犯罪偵查的工作，已違反蒐集目的外的使用，違反《個資法》第16條。

至於實聯制簡訊在審判中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若以實聯制簡訊據以搜索扣得的物品，是否得作為證據使用？這些問題並非本事件中筆者所遭遇的問題，宜靜待未來司法實務發展。

法律是社會科學，法律問題常常並無恆久、一致的解答，對於特定的法律爭議有不同意見，是很常見的，筆者上開意見自容檢驗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