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握有簡訊實聯制的操控權——政府、法院、電信業者？

筆者於今年6月間為文指出警方以實聯制簡訊據以鎖定被告行蹤，並據以聲請搜索票一事認為有「不當」之處。因為民眾若不傳送1922簡訊，則店家極可能會拒絕其購物，民生需求即無法滿足；若民眾違反實聯制而購物，則將受到罰鍰；若傳送簡訊，則其個人隱私將遭蒐集。

可以說民眾傳送簡訊時，是處於民生購物需求及遭處罰鍰的雙重壓力之下，並不是完全基於其自由意志，若作為對其自身不利的佐證，對其恐怕有失公平。雖然法律沒有規定審核搜索票應如何為證據取捨，但從公平的角度出發，筆者寧可在警方以之聲請搜索票時，在個案中排除實聯制簡訊的適法性。

通訊監察書上的指示禁止：是否能取得1922簡訊？

兩個月以來，有檢警提出不同的意見，甚有見地，然而也有法官及律師公開為文支持筆者的意見¹。更有意見建議法官應該在核發通訊監察書時，指示禁止取得1922簡訊。

筆者對於在通訊監察書中指示禁止取得1922簡訊舉動，採取審慎的態度。一來是5月間全國提升至三級警戒後，筆者所屬的台中地院強制處分庭的五位法官採分流上班，筆者與其他法官間會互相代理審核續行通訊監察的案件。如果筆者在代理其他法官時，在通訊監察書上指示禁止取得1922簡訊，但被代理的法官可能不同意筆者的意見。

相反的，若筆者在核發通訊監察書時指示禁止取得疫調簡訊，但其他法官在代理筆者審核續行監察時，可能未禁止取得1922簡訊。以上情形，將使通訊監察書的指示前後不同，造成困擾及爭議。

其次，筆者的意見未來不見得會得到其他法官的認同，筆者若未帶保留，直接在通訊監察書上指示禁止取得1922簡訊，則可能在偵查階段就使可以做為犯罪行為的證據消失。就算筆者欲在通訊監察書上指示限制取得1922簡訊內容，也應該特別註記，請電信公司在「簡訊內容」及「基地台」做遮掩，僅保留傳送簡訊時間及傳送至1922的紀錄，並在電信公司系統中保留簡訊內容及基地台，待日後法官特別准許時方可調閱。這樣才能確保日後審判的法官如果不贊同筆者的見解，仍可能調閱當時的1922簡訊。

再者，筆者對於電信公司在技術上及意願上是否能配合執行也有疑慮。沒有確認之前，若遽然在通訊監察書做出指示，電信公司技術上卻無法配合，恐怕衍生更多爭議。有些意見認為電信公司要把1922簡訊遮掩起來，技術上應該不是問題。但筆者認為，這畢竟是猜測而已，技術上究竟能否做到，還是要向電信公司確認才能斷定。

電信公司與國家機關，應配合協調

筆者曾於7月間發函詢問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及台灣之星，若法官在通訊監察書上要求就被監察人所傳送的1922簡訊的「簡訊內容」及「基地台」做遮掩，只顯示「通訊監察書要求遮掩」，僅保留傳送簡訊時間及傳送至1922的紀錄，並在電信公司系統中保留簡訊內容及基地台，待日後法官特別准許時方可調閱，技術上能否達成？

中華電信於8月初函覆表示，該公司配合通訊監察時，是依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NCC）所訂「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錄實施辦法」執行，前述提及的遮掩要求技術上可行，但須主管機關同意後配合辦理。

然而，筆者查閱「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錄實施辦法」，並未有何應得到NCC同意的規定，故筆者再次函詢中華電信，請其說明為何需要NCC同意後才能配合辦理。

中華電信於8月底再函覆表示，各家電信事業系統或執行能力有所不同，宜由主管機關同意及整合協調全體電信事業提供同等功能之查詢、提供必要之協調，以建構完善及一致的通訊監察系統。

台灣大哥大則函覆表示該公司不會收受通訊監察書，僅負有協助執行機關可使用該公司的通訊監察設施及人員之協助。而筆者認為台灣大哥大只是迴避問題。

直到筆者8月26日離職之日止，遠傳及台灣之星則都沒有回覆。

姑且不論電信公司在法律上可否以未經NCC同意為由，而拒絕配合法官在通訊監察書上記載禁止取得1922簡訊的指示，但是在目前現實面上，單單只有法官在通訊監察書上的指示，顯然難以得到電信公司的配合。

筆者當然也同意就如何遮掩1922簡訊部分，應該儘量協調各電信公司，達成一致的對應措施，但也不能因為特定電信公司無法配合，其他有能力的電信公司就以此為藉口拒不配合。相關制度的建置仍需由NCC、電信公司及相關部會協調，而不是相互推託，草草了事。

• 有部分民眾認為自身沒有犯罪，自己傳送的實聯制簡訊被使用也無妨。然而這樣的想法恐怕是放棄自身的隱私及權利。如果再為衍伸，則民眾自身沒有犯罪，則讓警方在沒有搜索票的情況下搜索一下住處，應該也無傷大雅吧？又有部分民眾認為，為了打擊犯罪，使用實聯制簡訊無妨。但筆者認為合法取得的證據，不見得就能合法使用，就算為了打擊犯罪，也不是什麼手法都是當然可以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