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ny／當代香港三級片《理大圍城》：直擊恐懼，留存歷史的證據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23 Apr, 2021

在極權國家，人想自由及有尊嚴地活著，就必然有反抗，也必然有悲劇。理大事件是香港一道癒合的傷口，也是香港歷史重要的一頁。盼望終有一天電影能除去格仔（馬賽克），讓每一雙勇敢、捍衛著自由的眼神都能被看見。當極權政府企圖扭曲我們的歷史，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還原、記住和傳遞下去。

這是《理大圍城》榮獲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IDFA）最佳剪接獎的得獎感言。當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拼湊那片送至電檢處審核，卻被剪碎而回的DVD，一片代表著「自由」的光碟，已被極權體制踐踏得支離破碎。當歷史必須假於他人之口，昔日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也成為空話，這群紀錄片工作者不畏強權，選擇為自己發聲，通過最純樸的影像，直擊真實與恐懼，為香港留存歷史證據。

2019年11月中，香港校園發生各式衝突事件，先是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二號橋對峙，黎明、破曉、晨曦、曙光、旭日連五日行動，隨後即是香港理工大學的圍城事件，事件的本身也正是電影《理大圍城》所聚焦的主題。然而，這部如此香港在地的「香港電影」，試圖在本地上映卻受阻不斷，縱然受到多重阻礙，這群「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仍努力將他們的影像於世界遍地開花。而此片，也榮膺2021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開幕片。

城內城外的雙重恐懼

對於整場運動而言，《理大圍城》所提供的時間點僅屬於整場事件的「片段」，它並無向觀眾解釋衝突的起源——始自11月11日的「三罷」（罷工、罷課、罷市）行動，因示威者為躲避追捕進入理大校園，警察未取得校方同意，遂而向校園發射催淚彈，校方也在情況危急下宣布緊急停課。

影片的開始，已是道路兩端的對峙，學生播著〈Fuck the Popo〉和〈肥媽有話兒〉鼓舞士氣，另一方的警察也以〈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歌，不甘示弱地隔空反擊勸降。在此之後，即是長達十天以上的理大困獸鬥。

看似只是捕捉事件中的過程與群像，但《理大圍城》卻單非新聞紀實影像如此簡單。影片省去了前因後果的贅述，專注聚焦手足的衝鋒與決策，從而鮮明對比出圍城之內的困窘。

影像中透露著運動者已受困多日、瀕臨瓦解的身心，外部攻防的膠著，內部決策的分歧，資訊流通不對等，再加上糧食的日漸缺乏，連日吸入催淚彈的有毒氣體。身在城牆外的我們，僅能獲取的是一則則來自圍城裡面的求救訊息，言語中盡是感受到以身體之軀坐困愁城的鬱結，這些都是在外圍的旁觀者，始終無法心領的急迫與無奈。

而《理大圍城》便是帶領觀眾重回2019年11月，作為已知悉事件輪廓下的我們，再次身臨當時現場。當群火燃燒、煙霧四起，校內的畢業典禮布條，如今看來實為諷刺，透過坐在漆黑戲院裡的近一個半小時，陪同抗爭者們體會那圍城之外的「人為恐懼」。

崩蹋殆盡的「信任」圍牆

《理大圍城》所具備的「困難」，不單純只有整場運動發展的焦急與限縮，對於拍攝者而言，這群影像被記錄的難度，是來自於他們將自身的性命擺於前線。當觀眾震懾為何攝影機可如此近距離拍攝警民衝突，斗膽直接與警察並肩而行，但看似有所保障的「新聞自由」，其實並不如眾人想像的安全無虞。

在此之前，關於媒體的「第四權」早已於香港掀起不小的爭論，記者不斷受到來自警察的挑釁，甚至亦將槍口對向手持攝影機的紀錄者們。當我們猶記因警察的橡膠子彈，而導致右眼失明的印尼女記者，警察在搜捕過程中亦阻止記者拍攝，也陸續有記者因此被捕。即使有「黃背心」與頭盔的辨識，「新聞自由」在香港似乎也早已名存實亡，情況更比2014年的雨傘運動嚴峻許多。

然而從影片來看，觀眾不會知悉素材中有多少來自記者的拍攝，多少來自於抗爭者的親身實錄，但這些真切的在場視角，更反映出人人皆記者，且願意直面恐懼的游擊式紀錄時代。

從始至終，這群學生所堅持的到底是什麼？這或許是觀眾看完此片的疑惑。對比五年前的雨傘運動，當決策模式從「有大台」演變成「無大台」，已沒有人可以決定任何人的去留，與運動的退場解散。「他有證據，就直接進來抓你了，根本不需要你自首。」當學生紛紛選擇離開，樓梯上躊躇的兩名同學，一邊與大隊漸遠，一邊聽著留守學生的勸言，這樣的兩難，儼然是社會運動的縮影。

有些人決定不再受身心所苦，選擇逃脫這場困獸之鬥，但這群堅守在校內的人依然選擇反抗，不願向體制低頭，當他們決定踏上前線的那一刻，就清楚自己將難逃法律責任。

當信任的圍牆已瓦解，示威者所不相信的，是來自外部的句句「承諾」。這邊，西裝筆挺的校長走入校內勸學生投降離開；另一邊，記者和醫療人員卻坐地綁手、被禁止救援。示威者不再相信口中稱他們為「曱甴」（蟑螂）的警察所釋出的「善意」，也不再搭上聲稱開往何處的巴士，更不相信出去後將平安無事。仿若，圍牆內的校園，是他們心中最後一塊能捍衛的淨土。

「為什麼我們還在這裡？因為我們沒有能力攻出去。」理大圍城，始終貴在「圍」一字。因為「圍」，觀眾也才意識到，原來回家的路途是如此坎坷；即使成功逃脫，這群手無寸鐵的學生，出去面對仍是荷槍實彈的警察們。

他們深知自己必須「被動」地倚靠外援，縱使耗費巨大心力突圍，五百公尺、一公里卻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距離，那些出現在虛構電影中走地下水道的逃亡情節，也沒想過有一天竟會在現實生活中上演。但他們知道唯有渡過「恐懼」，才有重見天日的可能，這必然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卻是這群抗爭者當下「唯一」的選擇。

以香港之力，留存歷史的證據

儘管理大事件落幕，受到疫情影響，抗爭活動也迫而休止。但即便引起運動爭端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被撤回，中國仍於2020年6月30日強行通過「香港國安法」。《理大圍城》之後，影像中出現的許智峯議員，早已宣布流亡海外；中大校方與新當選的學生會「朔夜」內閣切割，暫停提供校內資源，祭出必要的停學處分。

另一方面，該時理大的參與學生，也陸續以暴動罪遭到清算；47位民主派人士，在2021年2月28日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收押，進行不眠不休的法庭審議。

《理大圍城》所面對的棘手遭遇，清晰反映極權下政治和藝術的界線。該片先是在送審階段，被電檢處要求須加上「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及「部份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等警告字句，電影分級更被評為「第三級」，禁止18歲以下青少年觀看（殊不知，電影中早有不到18歲的示威者）。

2021年，《理大圍城》獲選為香港評論學會年度最佳影片，正當學會要於新開幕的高先電影院舉行得獎影片放映。售票當天，即被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聯手攻擊，稱該片散播「仇視國家情緒」，也針對高先電影創辦人曾麗芬，貼上支持「港獨」標籤，放映從而被迫喊停。

進一步地，它們亦將矛頭指向發行此片的發行商「影意志」，更起底提供藝文發展補助的香港藝術發展局，聲稱它們以「民主」之名義吸金，美化暴力行為。藝術發展局對此發表聲明稱：「在現行法例下被確定為鼓吹港獨、推翻政府，本局可以行使暫緩、調整及停止該獲資助藝團於該資助年度的資助撥款的權利。」更不用說將於年底開幕的M+博物館，也在近日被控收藏艾未未作品，有違反國安法之嫌；被視為自由之聲的「鏗鏘集」，亦一次又一次地抽換內容、撤換立場對立的主持人。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不以個人名義，而是以「香港人」的眼睛，撿拾這些影像碎片，為這座心愛的城市留下最珍貴的紀錄。當被記錄的影像成為了證據，它不為任何一方開脫，也拒絕成為另一方的一言堂說詞。我們終究只相信我們親眼所見，攝影機不會說謊，歷史亦不會被抹滅。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奉獻己身之力對抗遺忘，讓全世界聽見他們眾志成城的香港之聲。正如他們榮獲香港評論學會最佳影片的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