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與娛樂化，是台灣新選戰模式與政治氛圍

本次九合一大選可視為台灣民主政治的重要轉型，過去未曾出現的許多現象正在進行中，使得傳統的選戰模式與競選政策都將面臨解體或重組，這對未來政治發展的內涵埋下了許多變數。

公民社會固然讓一般民眾擁有更多參與政治的管道，但是在新媒體與民粹交互影響下，公共議題產出將更為靈敏，導致選舉的節奏更為緊湊，候選人必須將自己的形象、政策與新聞傳播相互連結，如此才能在輿論市場達到「創造議題、製造新聞」的效果，並在此過程中即時進行反應與危機處理。換言之，誰能掌握網路聲量，就猶如霸權掌握海洋，在選戰中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反之，一旦候選人形象被貼上保守標籤，所有新議題轉瞬間變成歷史，處處挨轟陷於被動，最後只能走入寸步難行的困局裡。

選舉的反智與娛樂化

在此背景下，突出人格特質是最符合經濟效益的選戰策略，自媒體則成了最佳輔選的工具，相形之下市政只是行銷或傳播過程的「梗」或「橋段」，淪為附屬與搭配的配件。直白說，選舉只是一場形象塑造、議題設定、網路經營的商業經理人模式。

這裡面不需要豐富的遠景或價值論述，因為批判或信口開河更能喚起群眾的想像；不需要傳統的政黨組織與基層動員，因為組建網路社群遍地開花，成本低廉而且效果更佳，網軍側翼橫行卻沒人知道箇中真假，所以不會被看破手腳；輕短影片與直播秀取代了冗長市政白皮書與政策辯論，因為傳播、擴散與娛樂穿透效果遠甚過往；各種「策略性」的民調在市面上流傳，營造的是急起直追或是已經超越的「想像」或「假象」，無須公布任何民調樣本與數據，只要給個數字就有人信以為真；網紅小編逐漸取代典型發言人角色，即便內容空洞貧乏滿嘴髒話，只要顏質高或言詞犀利任性，無須任何政治專業養成。

這就是所謂的「後現代政治學」，在上次2014年台北市長選戰中已有初步雛形，然而四年後已經擁有成熟的樣態。說的學術一點叫做「去中心」與「解構」，徹底顛覆由政黨主導菁英主角的選戰傳統，而說的白話些就是選戰的反智、民粹與娛樂化。也許多數人不習慣，也許旁觀者不喜歡，然而這已是目前選戰的進行式與社會現象。參與者猶如進入嘉年華般地集體狂熱，同時也產生更為嚴重的沈默螺旋效應。

捨藍去綠，白色力量正當道

在這樣的選戰文化與政治氛圍下，本次選舉有幾個值得觀察的現象。

首先是中國勢力的介入與發酵。台灣藍綠對立在選舉熱季時尤為明顯，再加上新媒體與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中國透過銳實力遂行資訊滲透、竊取情資、釋放假消息或是帶政治風向的狀態時有所聞。這與資助特定候選人資金或是動員台商返鄉投票的手路有所不同，其目的在於扭曲對手形象與擴大社會矛盾，讓其代理人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政治效應。諷刺的是，基於選舉中立與言論自由，國安單位與中選會很難進場干預，得到暗助的陣營得了便宜還賣乖輕易撇清關係，於是左右美國選情的「通俄門」現象目前在台灣得到具體的實驗與實踐。

再者，是政黨與傳統候選人角色的邊緣化。前述的選戰策略奏效，導致全台的鎂光燈幾乎聚焦在這些民粹型候選人言行上，使得政黨與候選人的角色淡化甚至邊緣化。大政黨雖有資源走傳統組織造勢或是文宣戰，但是選民（其實是反串鄉民）刻意將風向導向其他戰場，市政規劃得不到輿論市場的正面回應，正面論述難敵負面的打帶跑攻勢，遂造成鮮明的「母雞自身難保，小雞自求多福」的狀態。

在此背景下，迫使政黨與市議員必須採取「放下包袱」與「跟風學習」才能獲得媒體與選民青睞。這可從國民黨中央選擇學習「高雄模式」的矛盾心態、國民黨議員紛紛掛上「白色」的象徵進行區隔、民進黨議員與其他政黨的曖昧互動，以及時代力量「偶像化」的文宣設計得到解釋。如果傳統的打法無法打開局面，那麼「生命自行找到出路」就是必然的理性抉擇，然而這又加快了對既有政治秩序解構的速度，同時助長民粹型政治人物的聲勢。

公投連署成後現代政治的主舞台

另一個新興的現象就是「公投綁大選」的選舉捷徑。《公投法》的初衷在於補代議政治之不足，然而在新型態選戰中，傳統大小政黨都有邊緣化風險時，愕然發現公投連署是在野黨透過體制外挑戰執政黨、小黨累積社會資源的廉價工具，如國民黨寧可捨部分立法院這個「主舞台」就公投這個「小宇宙」，以及喜樂島聯盟這個奇幻組合，一一呼應了以公投法找自身定位的現象。究竟那個是主體或客體也沒什麼人在乎，反正這是除網路聲量以外的組織動員方案，經濟實惠又可接地氣。

當一切傳統的元素消解後，台灣的政治文化與公民社會當然有了新的詮釋內涵。執政民進黨頓時間成為各方爭相解構批判的「權力中心」並成為流行，所有政黨都將反智的選舉策略視為「必然之惡」或「必須工具」。

如果地方選舉成為「通中門」的實驗場域，理性選民不願表態投票且讓位給激進網紅鄉民左右議題設定，媒體則放棄自己專業立場隨之起舞助長風勢，面對這些事實與現實，你又有什麼感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