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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致習近平書」:一個解殖與轉型正義觀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談話,引發台灣輿論的反彈,主要的原因來自於上對下的心態、輕忽台灣民主政治,以及「不放棄武力統一」的非和平宣告,顯然與台灣民意存在巨大落差。蔡英文總統則在習近平講話前後分別發表談話回應,以「主權、民主、對等、和平」鑲嵌其中的「四個必須」則是攻防的主軸,府方的處理方式也大致獲得台灣民眾與媒體的支持與認同。

直白說,習近平的語境其實與「父權主義」與「殖民者」邏輯並無太大的差異:為了維繫以中國為中心的正當性,台灣人民必須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規劃與結局;為了顧及台灣社會未來的發展,唯有參與中國夢或是經濟社會融合才是理性的選擇;為避免威脅中共體制的秩序,北京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此與過去殖民者所宣稱的「文明進步」背後的思維全然吻合。

或許民進黨政府已經洞悉北京這套「後設敘事」的侷限性,一篇以總統府「原住民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名義的《致習近平先生書》文告也隨後發出,此文隨即在台灣內部引發熱烈迴響。

然而,儘管多數輿論同意該文存在許多發人省思的觀點,或也為台灣原住民的發聲感到驕傲,但其中所隱藏的內在矛盾,以及看不見的扈從意識卻增添些許隱憂。

原住民族與小型想像的共同體

從文本脈絡進行梳理,即可發現意識形態中的「解殖」及「自由主義」同時存在其中,這也見證了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的發展歷程。從原住民族自身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角度思考,所謂現代文明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內外殖民的過程,不論是西方帝國主義、福佬中心主義或是黨國主義都帶有強烈的政治統治、經濟剝削以及文化宰制的本質。

雖然台灣在實行民主憲政以來,原住民族相較過往擁有更多的政治與經濟社會人權,蔡英文總統上任後,也為過去統治集團的歷史與政策進行道歉。但不可否認的,此與原住民族所追求的歷史與轉型正義仍有距離。

當中國以銳實力展開對台攻勢時,台灣也正面臨新一波政治主權、經濟發展與文化的殖民型態,這封信的呼籲事實上存在著「加害人-被害人」的形象投射,在面對更為強大、單一的中國實體時,原住民理所當然地被納入中華民國台灣這一小而美,且具有豐富多元特色的「小型想像共同體」中。

這樣的論述脈絡,儼然宣示政府的族群與原住民族政策,在當下的公民社會已初步完成原住民族期盼的解殖或轉型正義的「最終目標」,否則怎有足夠正當性要求北京尊重台灣這個「完整的卻多元的共同體」?如果中共宣稱他們賦予國內少數民族更多的自治權或自治區時,豈不達到統戰與魚目混珠的效果;雖然媒體都已揭露中國近期對維吾爾人遂行的集中營惡行。

如果民進黨現有的原民政策尚有更多反省空間,那麼這封信又有更多的工具性質。在台灣內部解殖與憲政主義的轉換過程,由於一個龐大的權力施予者,為了對抗這個統治集團,這封給習近平的信選擇讓原住民在「台灣意識」的大前提下,進行某種身份與權力的讓渡,用政治社會化的意義來說,這叫做「以大局為重」或「覆巢之下無完卵」;即便當下這個「被壓迫者」也曾認真扮演過「權力宰制者」,只是不同時期角色有所轉換而已。

原住民族發聲後,執政黨如何回應轉型正義?

然而,這種政治號召存在某種危險性,除了成為執政黨緩和原民改革路線的口實,或是讓原民團體內部自然分化為「激進革命」與「修正改良」兩種勢力,這似乎吻合過去「以夷制夷」的傳統,具有歷史制度主義所言的「路徑依賴」的特質。

批判地說,這樣的思維模式都是將社會同質化的強權邏輯,差異在於人家威權我們號稱民主。對於修正主義來說,在憲政主義與公民社會的「現狀下」才能逐步追求原住民族的人權;大敵當前,應共赴國難、捍衛民主體制。

其次,對激進革命而言,憲政與民主都只是既得利益者以現代性為名所建構的「上層建築」,其目的還是維繫既有建制的運轉,當下中國打壓台灣,不過是另一場權力的爭鬥與轉移。由於歷史現場與角色常變換,或許這次應該做個旁觀者。因為這封信的對象並不是習近平,而是民進黨政府以原住民族名義所進行的政治溝通的手段。

用結果論來看,原住民族的菁英顯然選擇了前者,這封信也在台灣主流社會獲得了時髦的反應,亦即龐大的網路聲量與擴散度。執政黨在贏得一場文宣的戰役時,是否應該在道德制高點上回應原住民族對於歷史與轉型正義的訴求?

我始終相信,正視與台灣內部族群問題,落實民主憲政與公民社會內涵,才是抗拒中國銳實力攻勢的最佳防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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