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願》爭議：「習近平小熊維尼」，還原中國網民政治性格

隨著經濟崛起，中國人民的民族性卻發展出另種易怒攻擊的性格。這樣的現象，間歇性地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各類新聞中時有所聞。

近日輔仁大學因為有陸生及其家長反應「課程內容涉及灌輸意識形態」，導致國台辦施壓陸生聯招會要求輔大必須有所作為。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恐怖遊戲《還願》的「習近平小熊維尼」符咒爭議中。中國網友群起抵制要求台灣赤燭遊戲公司道歉，遊戲公司雖即刻發出聲明，然而中國代理商、投資者卻緊急切割，終止合約並要求索賠。

最大簡單化的敵我劃分

為什麼中國的民族性格如此敏感脆弱？猶如《巨嬰之國》一書所形容的「共生、自戀、偏執分裂」的心理特點；中共的組織性社會，以及意識形態教育恐是主要關鍵。

區分敵人與朋友始終是中共遂行「專政」與「統戰」的首要工作，定義權自然掌握在黨國的宣傳部門，二分對立是區別的基本邏輯，符合黨國政治需要、意識形態的正確以及道德的高度才是是非善惡的標準。在此背景下，所謂敵人就是「反黨」的壞份子，透過散布反動思想煽動群眾，意圖顛覆國家政權；朋友就是「人民」的概括，不僅擁護領導與黨中央，同時高舉黨的路線與政策。

黨和人民要專敵人的政，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人民則享有政治升遷、經濟供給與社會福利的待遇。這也就是過去中國研究學者所描述的「組織性依賴」的特色，在這樣的政治監控與經濟社會制度下，中國人民似乎只有兩種政治性格可以選擇：政治正確的積極分子，或是體制下的扈從者。

要界定敵人與朋友是個極端的政治工程，要不然就是主觀唯心——黨說你是階級敵人或是黑五類壞份子你就是——再不然就是勞師動眾曠日廢時，必須透過組織與單位進行長期的政治監控，建立鉅細靡遺的個人檔案，一旦犯下嚴重政治錯誤時需要雙規時，再將這些黑材料作為整肅的基礎。

然而在中共當下進行科技監控，同時啟動「社會信用評比」制度後，敵人、朋友的界定將更為客觀單純，因為分數高低即是標準，指標全然取決生活日常。這自然又將中國社會拉進一個難以想像的社會異化與二元對立的狀態中：歌功頌德與檢舉攻擊，將成為社會關係與人格特質的表現形式，制度的「激勵／懲罰」機制將驅動此一現象的蔓延。

平心而論，二元社會與階級鬥爭本是中國政治文化與社會關係的性質，只是習近平將此無限上綱罷了；非統即獨的兩岸論述，不就是該社會形態下的產物？

不安靈魂的另類補償

一旦科技成為威權體制遂行「意識形態教育」與「國家鎮壓」工具後（阿圖塞的形容），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反對運動，若有「風吹草動」都將被快速剷除夷平，異議分子的身份、思想言論的擴散與群組的動員，都將置於國家嚴密的監控與箝制下。這是一個徹底異化的「單向度社會」，其中只剩下黨國灌輸的個人崇拜與愛國教育，服從黨的意志則為朋友，與這套「後設敘事」相左的必為敵人。

在理性抉擇的設想下，或是在政治社會化的潛移默化中，會有檢舉批判或是攻擊性的行為不難理解，因為這是扭曲社會下群眾心理的反射。難怪索羅斯近日將習近平政權稱為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人」，其批判的邏輯，與其老師卡爾巴伯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如出一轍。

前述的分析，就足以解釋近日中宣部推出「學習強國」的個人崇拜與黨化教育App時，何以短時間之內就有4300萬人次下載，其流量一舉超越抖音與微信的理由，看起來突兀但其原因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更可解釋何以「強國人」的政治性格如此易怒脆弱，除了暴發戶的炫耀心理外，制度因果才是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政治監控與社會信用評比制度外，中共長期建構的「百年歷史屈辱」以及「厲害了，我的國」的史觀與宣傳，也是另一個群眾心理的內建因素。

伴隨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與貧富兩極化，中國民眾累積而來的相對剝奪感也日益嚴重。在多元開放的社會中，壓抑的群眾情緒往往可以藉由陳抗、遊行、對話或是公民不服從作為釋放社會負面能量的管道，然而在中國日以同質化、單向度化的社會結構中，顯然只能透過找尋、攻擊「國家可以接受」的表面／潛在敵人，才能作為各種不安靈魂的另類補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