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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敗寇?韓國瑜的「流寇模式」存在高度風險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韓國瑜在「支持者熱烈的邀請下」,準備在6月1日參加台北凱道前的造勢活動,縱使韓市長有各種理由藉口解釋活動的性質,但仍然難掩其躁進與焦慮的心境。

韓國瑜很清楚,雖然自己暫居網路聲量排行榜之首,但在民意如流水的氛圍下,其所面臨的泡沫化危機儼然浮現。

內外壓力逼迫,突圍長征為出路?

直白說,韓國瑜主要的問題在於其「吃碗內看碗外」的投機與過客心態,這可從就任高雄市長以來毫無章法的市政建設、以炒作短線議題維繫民意基礎、一心壓寶中國經濟外援、面對議員質詢大鬧笑話看出端倪。與其坐困市政面臨被看破手腳的窘境,不如在特定媒體護航與韓粉出征及簇擁下,轉進另一戰場尋求新解套,提早揮師北伐或許有番作為。

深入觀察,高雄市政並非韓國瑜唯一隱憂,外部壓力正在持續削弱他的政治動能。蔡英文透過民主價值持續在外交與兩岸議題中撿到槍端出砲,而柯文哲則在藍綠初選惡鬥的時機中找到了突破口。

更關鍵的是,韓國瑜彼時崛起所高舉的「反對民進黨」與「人進貨出發大財」的兩面大旗,郭台銘正透過其人格特質,包裝、搶下其品牌代言人的角色。

怒嗆蕭美琴的起手勢以及重磅出手批判蔡英文三年執政弊病,都說明郭台銘意欲爭奪「反民進黨共主」的企圖。此外,相較於韓國瑜跳針式的「發大財草包套路」,郭董更可憑藉自己全台首富的客觀優勢,將發財模式提升為全球生產供應鏈4.0模式,這對國民黨內部的「經濟、菁英、知識藍」都構成了某種化學效應。

在此背景下,韓國瑜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與官軍圍剿對象,此時唯有奮力突圍、進行長征才有活命出路。

韓國瑜的長征

說穿了,這就是中國過去農民起義中的流寇模式,在流竄過程中不會留戀一城一池,打的贏是戰術考量,反之進行戰略轉進,「裹挾農民,飄忽如疾風暴雨,其鋒不可擋;如有攔其鋒者,莫不粉身碎骨」為其內涵。彼時的黃巾之亂、太平天國洪楊之變乃至中共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多屬此性質。

在各類流寇領袖中的革命論述中,毛澤東的人民戰爭與游擊理論實為箇中翹楚,「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疲我打、敵退我追」更是傳神的描述。若將流寇模式套用在韓國瑜身上,高雄的地位頓時淪為永安或瑞金「革命根據地」的功能:面對官方的進逼圍剿,勉力守住城池最終難逃覆滅下場,唯有裹脅支持者進行「攜家帶眷式」的突圍才有生存的可能。

有趣的是,流寇長征的路線選擇也是門學問。

毛澤東彼時反對張國燾「飄向新疆,聯絡蘇聯」的長征道路,所持理由就是必然將中共淪為第三國際附庸下的地方型亂黨,歷史也告訴共黨,孫文過去搞的邊區革命模式(鎮南關、河口、防成、欽廉上思等地)未曾奏效,甚至可能重蹈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覆轍,走向陝北落腳延安則可讓共軍保有進軍華北或威脅西安的戰略縱深。事實證明,毛澤東確實擁有其獨特的政治與戰略視野。

這或許解釋韓國瑜在瞄準總統大位,提早將造勢場由台中改為台北的考量,畢竟這是台灣政治的心臟,不僅牽動國內的政治板塊,也左右輿論視聽。

這不僅直接挑戰民進黨執政的象徵,同時也和國民黨的權力中心喊話叫陣。這或許是韓的長征,但也可能是墨索里尼當年「羅馬進軍」的翻版。

台北造勢場為轉進關鍵

如果以去年的群眾聲勢來看,各路官兵追剿自然有其理性對策:以鄰為壑,只追不堵。堵則自取滅亡,百害無一利;追則可以趁火打劫,隨地報功請賞,百利無一弊。這也是中共在長征過程中屢屢化險為夷的微妙之處。白崇禧所言「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就是這種心態的描述。這也足以說明國民黨傳統菁英吳朱兩人,何以面對韓國瑜與韓流時選擇「暫避其鋒,退居二線」的緣由。

然而,在王金平堅持不退、楊秋興翻臉反目以及郭台銘勢力崛起後,韓國瑜是否能維持去年三山造勢的群眾動能值得關注。

倘若全群眾集結甚為壯觀,完成台北進軍的戰略轉進似乎指日可待;反之,則將面臨社會輿論對其「黔驢技窮」的嚴苛檢視。而在群眾意識「韓流破滅」的自我預言下,韓國瑜可能慘遭「利空盡出、無量下跌」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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