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出演「受害者」爛哏，對韓國瑜選情百害無一利

為了挽救包含酒色財氣在內的負面形象與穩定下滑的民調趨勢，韓國瑜再度擺出「被害者」的姿態，宣稱民進黨政府動用「國家機器」對其進行監控，新聞一出，果然再度佔據各大新聞熱門頭條，輿論譁然。

這種趨近於「全民公敵」或「水門事件」的指控，由於本身就有高度的戲劇張力與故事想像力，對於韓國瑜操作圍魏救趙套路頗有效果。一時之間，「國家機器」成為當下網路熱搜的關鍵字，在韓粉的同溫層中「民進黨打壓」又成為同仇敵慨的情緒出口。

然而，這樣政治操作存在了高度風險，提振內部士氣固然有其必要，但是卻難逃飲鴆止渴的下場。

創造受害者形象，轉移危機焦點

就任高雄市長以來，韓國瑜始終無法展現民選首長的治理能力，在漫天喊價的政治承諾面臨跳票時，塑造被害者形象與創造新的討論議題，堪稱是韓國瑜危機處理的兩大法寶，並由潘恆旭與王淺秋扮演議題發難者與舉球員的角色。這可從指控民進黨選舉將出奧步、電視辯論護唇膏有毒、辦公室遭監聽或國政發表會前指稱稿件被偷得到具體解釋；不可否認的是，韓國瑜多少從這些議題操作中獲取「恐懼紅利」。

當下韓國瑜深陷形象崩塌與能力不足的政治泥淖中，民調無量下跌的骨牌效應儼然出現，未來大選被三殺的耳語，以及群眾「自我實現預言」的預期心理逐漸蔓延。

為了進一步止血，拉高加害者的層級，廉價操作被打壓的二元對立邏輯，遠比韓國瑜發誓戒酒、或開始針對政策白皮書做功課來的有效果。為了增加對立性與悲情催票功能，不再由哼哈二將扮演側翼掩護角色，而是由韓國瑜夫婦粉墨登場主動出擊。

為了追求宣傳效果最大化，韓國瑜不僅繪聲繪影地把話說死，一口咬定國家機器在他的公務座車引擎裝置追蹤器，但隨後立即被徵信業者、法律權威與媒體輿論紛紛拆穿。

其一，除了監控的手法與安裝位置全然不符專業判斷，其二，若韓國瑜的指控為真且有所本，將是扭轉2020大選選情的關鍵，召開記者會公布證據，或是將證據提供給檢調進行司法調查才是合理的策略。

然而，韓國瑜敲鑼打鼓提出指控後，卻不拿出任何證據或做出任何提告的動作，原因十分簡單，這是一場拙劣自導自演的鬧劇，而且可能涉嫌誣告與惡意毀謗。

國家機器與狼來了

諷刺的是，市府團隊與兩大護法紛紛發出新聞稿，在聲明中批評蔡英文政府過去面對國家監控的質疑也不敢提告，潘恆旭則依樣畫葫蘆聲稱自己遭監控。

隨後，律師黃帝穎發文反駁市府的謊言，說明蔡英文競選總部在2011年早已提出法律告訴，黃自己即是委任律師，市府的新聞稿頓時間成為韓陣營「提油救火」的豬隊友，更讓外界訕笑市府「此地無銀三百兩」，王淺秋只能改口為「疑似有被追蹤的跡象」。至於潘恆旭的「自爆」遭跟蹤，只是淪為各家政論節目調侃的對象。一位資深媒體人私下揶揄：「不知道潘有什麼跟蹤的價值，自抬身價也要照下鏡子」，一語道破潘的人格特質。

直白說，如此頻繁的操作「狼來了」，宣傳的邊際效用必然銳減，毀滅的不只是個人的形象，連同韓國瑜的政治信用與誠信原則也會一同賠上。

此外，韓國瑜可能不知道，所謂「國家機器」此一詞彙通常與威權政體劃上等號。法國著名結構主義的馬克思學者阿圖塞，就將國家機器定義為「鎮壓性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前者設計各項權力宰制的政策內容，後者則是進行政治社會化的洗腦工程。

按此定義，當今的中共絕對最符合國家機器此一描述。在維權的邏輯下，不僅建構了以人類生物特徵為基礎的天網系統，並且落實社會信用制度作為控制工具，同時還有類似「學習強國」的下載軟體進行黨化教育與個人崇拜。老實說，韓國瑜根本不敢揭露此一事實，韓粉也不願接受這個真相。

韓國瑜或許對強人政治與威權體系心神嚮往，因為韓粉的排他性與紅色媒體的造神運動，在他邁向成功的過程，始終扮演類似「鎮壓性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角色功能。如今韓國瑜想把責任轉移到民進黨政府身上，操作過頭、玩得過火最終只會引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