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危機處理：北京與港府在反送中的錯誤策略
從危機處理的角度來看，大抵可以分為「狀態的控制」與「敵意的升高」兩個階段，兩者之間存在「門檻設定」的概念。
簡單來說，就是雙方在可以承擔的風險成本下，彼此進行可妥協性的對話，談判雖然不意味可以提出最終處理的方案，卻是釋放願意凍結危機、避免局勢惡化的一種善意。除了建設性的態度外，雙方還能進一步提出「次佳方案」尋求退場機制；如果依循該軌跡來走，危機大抵可以拆除引信。
以埃之間的談判模式應可視為成功典範，雖然沙達特日後為此付出代價；北越與美國在巴黎簽訂的和約則是全盤失敗的詮釋，季辛吉與黎德壽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之後，越南沒多久就淪亡了。
另一方面，如果其中一方只是想經由危機上升達到擴大衝突之目的，或是預設談判前提，藉以削弱對手的議價能力與信心，這樣的處理方針則會跨越門檻並引發戰爭或局部衝突，國際關係稱之為「邊緣策略」或是「附加的危機」。前者鑑於北韓發展核武的策略以及古巴危機中美蘇的對局過程；後者則發生在美西戰爭中，緬因號爆炸引發的一連串外交與軍事衝突。
港府進退失據，加速香港情勢惡化
如果以香港反送中運動作為檢視港府與中共中央的危機處理模式的話，我們可找出情勢惡化的關鍵所在，其中包含：情勢的誤判、不存在對話的前提、不可能尋求次佳方案、欠缺退場機制以及附加的危機為主要變數。
危機的爆發往往是決策者在初始階段對情勢的誤判所造成，資訊的不充分，以及過於自信從而低估對手意志是主要因素。
一次世界大戰與韓戰即是例證，參與者一連串的誤判導致情勢不斷惡化；一戰參戰方輕忽了秘密外交造成的骨牌效應，美國輕忽北韓統一朝鮮半島與中共參戰的決心，同樣的，平壤亦未曾預料到美國會在仁川進行兩棲登陸。
相形之下，林鄭月娥正在犯同樣的錯誤。港府在逃犯條例提案後，始終低估香港民眾所累積的社會能量，等到群眾動員與示威活動超越法律層面時，又以為可將彼時拿來應對雨傘運動的「延長戰線／稀釋動能」的經驗加以複製、沿用到反送中，等到情勢失控，不僅失去對議題的主導權，更失去港人對其治理能力的信心。局勢至此，已一發不可收拾。
「暴亂」定性，註定不存在對話可能
當國務院港澳辦進場對局勢進行某種程度的接管時，則又犯了無動於衷且姿態過高的錯誤。或許在中共維權的關鍵年，「穩定壓倒一切」以及「寧左勿右」始終是威權體制的慣性反應，但是僵化的思維反而讓北京失去了迴旋的空間。
北京輕率以「暴力」作為運動的定性，二元對立的思維率爾將可以統戰的中間派直接打成對立面；這樣的操作大抵也在近年來對台獨的定性得到解釋。
深入觀察，如果反送中的「暴力」性質與六四「暴亂」只有一步之遙，也就註定不存在建立任何與群眾進行對話管道的可能，更不可能存在尋求妥協性「次佳方案」的必要，這暗示「自行解散／坦白從寬」恐是中共欲想的唯一結局，否則秋後算帳、打擊壞份子的動作無法避免，事實上也真的這樣幹了。
在中共的認知中，加害者與被害者的關係遭錯置，上街抗爭的港人才是破壞香港經濟繁榮與社會秩序的元兇，這雖然使得北京與港府在一國兩制治理失敗的責任被抽離了，但卻適得其反，甚而「號召」更多群眾相繼投入運動、上街示威；這也是事態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
此外，對於抗爭動能的理解更是犯下令人匪夷所思的謬誤。中共官媒高分貝宣稱，反送中是西方（尤以美國）的滲透，乃至台灣當局的挑撥，其意圖對中國進行「顏色革命」，並將其成果引入內地。此番詮釋，也使中共當局成為全球輿論批判的對象。姑且不論中共近年來透過銳實力在民主國家所進行的滲透行徑，此番轉嫁責任的態度，反讓自己陷入孤立的狀態。
直白說，中國現在在香港的作為，與英國在19世紀末祖魯、布爾的兩場戰爭有著高度的相似性：錯在把殖民地的反抗視為內部事務，同時將抗爭定位為對帝國權力的挑戰，最後不僅在戰場上付出高昂代價，同時也讓倫敦失去國際建制中的領導高度。
諷刺地說，北京與港府的危機處理將面臨「自我實現預言」的後果，亦即這是一連串錯誤的連鎖與骨牌效應，由於威權體制缺乏責任政治的內涵，為了收拾殘局為情勢解套，暴力手段是最後的解方，當下的情勢也反應了這條路徑依賴的發展軌跡。
反送中該如何收場？
值得關注的是，反送中運動持續至今始終標榜著「去中心、去個人、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乃由於港人在中共威權體制下對於分散風險有所警覺，再加上泛民派檯面上政治領袖欠缺出面領導運動的決心，因此造成反送中「領導缺席」，亦即所謂「無大台」的現象。
這不僅使整場運動無法達成策略制定的效果，面對龐大的群眾能量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政治傳導作用，讓民意化為籌碼進入到實質的談判議程中。需留意的是，這類運動屬性，極有可能被中共透過傳統的統戰手法，達到個個擊破，或以製造內部矛盾的方式，以達裂解示威者的效果。
此外，許多人也在思考，將問題的性質由「反送中」上綱為「反中」是否是合理的策略，這也是群眾意志與運動領導者的差別，在目前「無大台」的反送中運動裡，難以成立經由退場機制、尋求見好就收之背景條件。這可從法國1968年5月學運的「毀滅／社會成本／妥協／目標」的策略中得到解釋，雖然許多人批判這場運動未竟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