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失控,肇因中共維穩邏輯與制度慣性 | 張宇韶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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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與達賴喇嘛探討意識問題的對話:死亡之於人的意義

武漢肺炎疫情失控,肇因中共維穩邏輯與制度慣性

2月1日,武漢市殯儀館人員著防護裝,搬運一具疑似死於新型冠狀病毒遺體。 圖/美聯社
2月1日,武漢市殯儀館人員著防護裝,搬運一具疑似死於新型冠狀病毒遺體。 圖/美聯社

俗稱「武漢肺炎」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爆發以來,由於中國政府刻意隱匿真實疫情,加上其出於維穩邏輯所建立的系列社會控制手段,導致情勢逐步失控,不僅造成無辜百姓與醫護人員死亡與感染,在消費、投資與出口急遽萎縮下,更重挫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成長。

其嚴重程度,遠甚於去年美中貿易戰所帶來的衝擊,將直接衝擊習近平的統治基礎。

武漢疫情擴張,習近平集權埋隱憂

對於中國處理武漢肺炎失當,國際輿論多有批判,《經濟學人》以一幅將地球戴上五星旗口罩的插畫作為當期雜誌封面;丹麥《日德蘭郵報》則將中國國旗改為五個冠狀病毒,諷刺北京失控的疾病管理模式已嚴重威脅全球健康。

此外,《紐約時報》與《彭博社》分別以「全球反中情緒迅速蔓延」與「全球擔憂武漢肺炎,可能不再歡迎中國人」為題,反應當下西方社會對中國疫情蔓延的隱憂與負面觀點,並質疑習近平宣稱的中國夢,以及去年十九屆四全會提出的「強化治理能力」能否有效落實。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裘德·布蘭契特(Jude Blanchette)就認為,正因習近平權力越大,越來越集權專制,將埋下日後的隱患,當下的處境猶如60年代的赫魯雪夫的處境,雖然在蘇共二十大透過批判史達林大搞個人崇拜登上權力高峰,然而集權專斷也使其陷入權力陷阱,最終逃不過黯然下台的命運。

此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資深製作人葛瑞菲斯(James Griffiths)撰文指出,習近平於中共黨內獲得控制權後,武漢肺炎是他在美中貿易戰、香港持續反政府動盪、及台灣的總統蔡英文連任後,所面對的最新挑戰。

2月2日,香港民眾戴上口罩防疫。 圖/法新社
2月2日,香港民眾戴上口罩防疫。 圖/法新社

維穩邏輯下的制度慣性

為了避免美中貿易戰擴大成為政治危機,習近平去年以「將不可避免出現黑天鵝與灰犀牛」預先打預防針,並在黨內提出「禁止高級黑與低級紅」,防止出現妄議中央的風暴,隨後在兩會召開期間,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採取類似「勒緊褲袋,共赴黨難」的口吻,為習近平的江山進行保駕護航操作。

在之後的香港反送中與台灣選舉議題中,中共始終以「穩定壓倒一切」與「政治凌駕經濟社會」的維穩意識處理政治危機,同時搭配「戰爭邊緣策略」,透過危機的輸出與銳實力攻勢,製造對手的內部矛盾,再經由官媒宣布自己在特定議題領域「取得重大勝利」。這些故事很熟悉,因為這就是去年香港區議會與台灣總統大選的情節。

面對當下武漢肺炎的險峻情勢,中共似乎只能炮製過去危機處理的大致輪廓,希望在第一季結束前將疫情全盤控制,再將全面的不利言論與政治風險壓下。

直白說,此次危機的擴大就是威權體制制度慣性下的產物:隱匿疫情、寧左勿右、政治掛帥就是所有問題的起源。等問題全面失控後,中共只能透過動員愛國主義、嚴密的社會控制(如社會信用制度)、媒體的失真報導、危機的輸出、拿幾個地方領導或正部級官員祭旗,其目的不外是卸責,並轉移習近平個人的政治責任。只要夏天一到疫情退去,經濟逐步復甦,夏末的北戴河會議與秋季的中央委員會議如期舉行,習近平的政治難關乍看就過了。

諷刺的是,屆時黨媒不僅將再度吹噓「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已在抗疫之戰中取得重大勝利」,王扈寧負責的意識形態部門也將為習所宣稱的「第一個一百」(2021年中共建黨一百年)著手起草其歷史地位,彷彿這一切都未曾發生過,掌權者也無須負擔任何政治責任。

接著,下一波失控的疫情不知何時將以疾風暴雨之勢襲來,所有劇情重新上演,週而復始。

2月3日,一名戴上口罩的北京民眾蹲坐路旁。 圖/法新社
2月3日,一名戴上口罩的北京民眾蹲坐路旁。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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