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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政治、抓權力」才是習近平抗疫的優先選擇

面對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習近平要求各級政府絕對服從中央指揮。 圖/路透社
面對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習近平要求各級政府絕對服從中央指揮。 圖/路透社

由於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在中國持續失控,習近平近日祭出各項「抓權力、抗疫情」的政治部署。在人事布局上,習近平安排具備政法背景的「之江新軍」嫡系接管湖北黨政,並在當地實行各項戰時管制作為;北京防疫中心黨委祭出所謂「戰時狀態令」,宣稱目前處在防疫的「關鍵時刻」、「危急關頭」、「非常時期」,因此要求幹部與黨員絕對服從指揮調度,確實做到習近平所要求的「令行禁止」。

上收權力全面壓制

深入觀察,湖北與北京的作法就是一種變相的「試點推廣」,在特定領域中進行某種政經制度的實驗。若取得成果則再進行局部推廣,倘若失敗也將試錯的成本降到最低。

在「試點推廣」的概念下,未來中國其他地區若重演武漢災情,則將以「湖北模式」比照辦理,如有地方領導不服、醫療人員抗命或民眾不願配合等情況,則由中央政法系統全面接管,並直接採行「戰時管制」。從性質來看,就是將國家鎮壓能力發揮到極致的防疫措施,國家力量由上而下壓制社會的相對自主性,並全面限縮人民的居家自由與生活權利。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各級黨委始終扮演利益傳輸帶的「組織性依賴」的功能,並具備嚴密的輿論宣傳與思想控制角色,此刻北京的防疫黨委開出第一槍,並透過黨機器大力宣傳,咸信對中國各地施行軟封城的黨組織將產生風行草偃、上行下效的效果。直白說,中共仍寄望透過傳統政治動員方式對抗險峻情勢,這與彼時處理大躍進危機的邏輯如出一轍。

差異在於,毛澤東當時雖然辭國家主席退居二線,但仍可透過黨主席身份與個人影響力駕馭黨國權力;習近平先前才透過修憲改變國家主席任期,因此不存在「辭職以示負責」的可能,這是中共第一領導人與紅二代之間無法比擬的差距——毛是打江山,習則是坐享權力的既得利益者。

此外,中共也已建立一套超越毛澤東時期的社會控制模式,當年建立公社制度將人民鎖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單位上。現在則是透過威權科技主義,以新型態監控模式拘禁人民。

中共仍寄望透過傳統政治動員方式對抗險峻情勢,這與彼時毛澤東處理大躍進危機的邏輯如...
中共仍寄望透過傳統政治動員方式對抗險峻情勢,這與彼時毛澤東處理大躍進危機的邏輯如出一轍。 圖/路透社

持續操作輿論迴避非議

除了人事布局與試點推廣外,中共的輿論宣傳工作也從未停止。習近平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12次會議中提出了「15個體系、9種機制、4項制度」的防疫政策方向,並主張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盡快推動發布《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雖然外界質疑,此項立法可能是針對武漢P4實驗室病毒外洩爭議而來,雖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但仍可視為習近平在講政治、抓權力外的具體政策。

然而,為了規避內外輿論對習近平隱匿疫情、治理無方的批判,隸屬中央委員會的黨媒《求是》近日以習近平的名義刊載文章,以習第一人稱口吻表示,自己早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已經「掌握疫情的情勢」,並隨後在年前進行了相關的政治與政策指示。

這樣的樣版宣示,應該出自於掌握意識型態的王滬寧或中央宣傳部部長黃坤明之手,除了欲蓋彌彰顛倒防疫時程,企圖掩飾習近平「缺席指揮」的問題外,主要目的是將疫情失控的政治責任,歸咎於湖北地方領導。這些操作,隨著應勇與陳一新等親信接手湖北後的積極作為得到解釋,政治清洗是意料中的事。

疫情的擴散與政治挑戰,使得中共必須延遲召開全國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如果維穩是中南海眼中的當務之急,徒具形式意義的人大政協會議暫緩未必是壞事,避免外界對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大作文章。特別是在防疫政策與今年中國經濟成長的預期目標,過於政治正確必然引來非議。

此外,基於習近平修憲延任國家主席以及美中貿易戰的政治需要,近年來中共中央委員會議提早或延遲舉行,儼然成為極佳的救火角色。如果為了配合中共的權力劇本走向,五中全會提早召開取代兩會功能,似乎成為習近平可能的選擇。

新一批領導階層接管湖北後,進行更積極的防疫措施。圖為武漢市江漢區一處隔離觀察區域...
新一批領導階層接管湖北後,進行更積極的防疫措施。圖為武漢市江漢區一處隔離觀察區域。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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