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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燈塔的傳承?捷克議長維特齊訪台的政治意義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左)率團訪台,與外交部長吳釗燮(右)碰肘致意。 圖/美聯社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左)率團訪台,與外交部長吳釗燮(右)碰肘致意。 圖/美聯社

9月1日,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以「民主國家團結一致,致力捍衛共同價值」為題,在立法院進行演講。值得關注的是,這是第五位以現職身分在立院演講的外國議長,上一次是早在1974年的薩爾瓦多議長羅德力格茲;以元首層級來說,則是2010年的吉里巴斯總統湯安諾。

就政治意義而言,維特齊訪台可謂是台灣近期在外交上有所突破的重要象徵。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捷克訪問團不畏中國一路打壓自願成行。

維特齊在演講中指出,捷克與台灣兩國對於民主自由懷有共同信念,認為世界各地的議員,除了通過法律外,更應捍衛民主原則,捍衛民主原則就等於捍衛社會的自由民主精神。

他強調,實質民主制度在自由民主世界內,「人和人的生活必需具有最高價值」。這種從民主政治昇華到應然哲學層次的演講內容,或許也讓國內某些刻意高舉廉價物質主義或去價值的政客感到汗顏。

維特齊在演講中指出,捷克與台灣兩國對於民主自由懷有共同信念。 圖/路透社
維特齊在演講中指出,捷克與台灣兩國對於民主自由懷有共同信念。 圖/路透社

「我是台灣人」的典故

最為關鍵的是,維特齊最後以「我是台灣人」作為整場演講的結論,並獲得全場聆聽者起立鼓掌致敬長達一分鐘。深入探究,這是援引1963年美國總統甘迺迪訪問柏林時的重要詞句。當時,甘迺迪之所以強調「我是柏林人」,是為了明確反對共產主義和壓迫政權,並支持西柏林人民,表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維特齊的引述有其深厚的外交與歷史的脈絡。柏林自從冷戰第一場危機開始,就成為西方世界中「鐵幕裡的燈塔」象徵。1948年,蘇聯遲遲不願讓德國各佔領區合併,並拒絕西方的經濟政策。為了逼迫美國在這些議題讓步,遂透過交通封鎖的方式製造兩陣營的潛在危機。

杜魯門為了強化西方盟國對於馬歇爾計畫的信心,不讓莫斯科對美國政策產生誤判解讀,因此藉由大規模空中運補的方式馳援柏林,舒緩軍民所需的戰備與生活物資。

在美國的決心下,一年間飛行次數277,728次,空運貨物211萬噸,同時對蘇佔區所缺的鋼、焦煤及電力等實行反封鎖。過程中,西德政府的憲政體制與基本架構也同時完成,最後蘇聯知難而退撤銷了對柏林的封鎖,然而,此一危機也奠定了柏林「鐵幕孤島」的政治圖騰。

1961年東德政府無預警建造柏林圍牆。在東德聲稱「防止法西斯防衛牆」的防禦結構中,目的在於阻止東德居民通過西柏林前往西德。因為柏林圍牆將西柏林地區如孤島一般地包圍封鎖在東德範圍之內,所以也被稱為「自由世界的櫥窗」。柏林圍牆不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分裂和冷戰的重要標誌性建築,更是分割東西歐的鐵幕象徵。

甘迺迪1963年造訪西柏林時發表「我是柏林人」的演講,就是希望在世界輿論前告訴深陷鐵幕的所有人,在西方民主世界的政治、軍事、經濟奧援下,你們絕對不孤獨;只要以民主政治作為普世價值對抗共黨極權政體,柏林圍牆與鐵幕崩塌毀壞的那一天必然會到來。

歷史後來的發展驗證了甘迺迪的預言,在1989年蘇東巨變中迎來了東歐國家的自由民主,而被埋葬在灰燼中的就是一手豎立圍牆的劊子手。

1963年,甘迺迪造訪西柏林發表「我是柏林人」演講。 圖/法新社
1963年,甘迺迪造訪西柏林發表「我是柏林人」演講。 圖/法新社

從捷克到台灣的「民主燈塔」

對於維特齊而言,這一切自然點滴在心頭。

他的祖國曾經在1938年淪亡於納粹德國,只因為西方民主國家對於極權政體採取姑息養奸的綏靖政策,英國首相張伯倫在慕尼黑會議宣稱「爭取英國這一代和平的白紙」,一年後隨著德國入侵波蘭爆發二戰淪為廢紙一張。

二戰結束後,鐵幕雖然降臨,卻擋不住東歐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決心,1956年爆發了波蘭匈牙利人民的大規模示威運動,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點燃民主化的聖火,雖然蘇聯聯合其他華沙公約國家進行殘酷鎮壓,但是在1989年天鵝絨革命的浪潮中,捷克與中歐其他國家一起掙脫鐵幕枷鎖的桎梏,成為民主轉型的典範。

當前台灣處於中共銳實力攻勢的最前線,儼然取代柏林成為「新民主燈塔」的新表徵。一起走過冷戰威脅與極權統治恐怖的陰霾,維特齊的演講想告訴台灣人,一如甘迺迪在西柏林演講的語境,在全球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下,在共同對抗COVID-19的戰役裡,在身處中共文攻武嚇的恫嚇下,在未來全球生產分工鏈重組的過程中,勇敢的台灣人,你們絕對不孤獨。

維特齊的演講也想告訴台灣人,在全球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下,勇敢的台灣人絕不孤獨。 圖/歐新社
維特齊的演講也想告訴台灣人,在全球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下,勇敢的台灣人絕不孤獨。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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