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生產供應鏈百年變遷過程中，台灣角色始終鑲嵌其中
近百年以來，全球化的內涵發生了幾次巨大的變化，在此巨變過程中，不僅重組了國家之間的權力板塊與供應鏈的性質，同時符合著名社會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描述的「中心與邊陲」的互動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台灣的角色也鑲嵌其中，有其微妙的變化。
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殖民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西方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高峰，在亞美非建立殖民地除了是國力的象徵外，更是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下取得勞工原料或傾銷產品的不二法門。為了保護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就必須建立龐大的海軍並搶佔全球戰略樞紐，遂成各國首要目標。
舉例來說，英國的國家利益就是建立在強大海權，帝國生命線不受威脅，擁有戰略要地，如直布羅陀、馬爾他、蘇伊士運河這三項基礎上，輔以彈性的權力平衡外交政策與霸權穩定論所倡議的國際建制及其公共財給付（金本位制度與歐洲秩序的維持），勉力維持所謂均勢外交的結果。
德國的崛起可視為對歐洲秩序的挑戰，關鍵不只是海外殖民地的競爭與掠奪，而是這個歐洲政經實力第二大的強權，在威廉二世的自負與期許下，意圖發展足以與英國相匹配的海軍實力，軍備競賽與秘密外交帶來的安全困境，早已為世界大戰埋下伏筆。
而此政經結構矛盾在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早有深刻的描述，一系列外交危機所累積的決策錯誤也在李德・哈特（B. Liddell Hart）《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以及巴巴拉・史塔曼（Barbara W. Tuchman）《八月砲火》中詳實記載，塞拉耶佛的槍聲只是一切必然條件下的偶然事件。
在帝國殖民擴張過程中，台灣也成為日清戰爭下的犧牲品。然而有別於中國傳統朝貢體制的國際觀，以及宗祖國與藩屬國的關係，殖民國為了將經濟掠奪最大化，勢必在進行包含教育、交通建設、基礎設施等現代化工程，再加上日本始終存有濃厚的南進主義，在軍事要塞化的驅動下，台灣再度享有另類工業化躍進的紅利，這也讓台灣在區域經濟的角色躍居為「半邊錘」的地位。
即便，盟軍基於戰略考量使得基礎建設在戰爭末期多數被夷平，但日治時期的現代化遺產也為台灣現代化奠定無形的初始條件，特別是交通、農業、水利灌溉、醫療體系、公衛系統（下水道、自來水）城市建設等；雖然不少台籍菁英在稍後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中被大量屠殺。
冷戰體系再次重組世界秩序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冷戰體系的形成則是一個巨大重組的過程。為了協助歐洲的復興，杜魯門總統先是啟動全球最大規模的經濟援助，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馬歇爾計畫》。隨後為了扮演新的「善霸」角色，提供更豐富的「公共財」內容，不僅在全各地球建立了多邊或雙邊的軍事同盟機制，直接提供安全的承諾。
在安全領域之外，美國更建構「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透過世界貨幣組織、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與世界銀行三大國際組織，維繫體系內成員之間的貨幣匯率穩定、自由貿易與共同開發的國際建制內容，試圖藉由價值理念與行為準則的建立，管理資本主義體系之下的經濟秩序。
為了消弭南北差距、對抗中共所主導的不結盟運動、避免剝削成為共產主義的溫床，美國所主導的經貿體系也嘗試透過「經濟援助」、「最惠國待遇」與「普遍優惠關稅措施」（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提供發展中國家在完成「進口替代」工程後，成為其進行「出口擴張」的誘因。在實質經援、貨幣低估、出口優惠的政策下，遂成為亞洲四小龍崛起的重要條件。
是以，台灣也在第一波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再度成為世界代工「半邊陲」角色，主要出口產品已從農產品轉型為工業零件與低階製成品。不可諱言的是，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台灣政府擁有足夠的「國家能力」，這可從此一階段所提出的「加工出口區條例」與「獎勵投資條例」得到解釋。
鄧小平改革開放與台灣西進
隨著冷戰的結束、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式微與中國的崛起，全球生產供應又有新的轉型。美國雖然在政治軍事上擁有獨步全球的影響力，但是輸出過剩與管理美元的雙重角色，也為全球經濟埋下不確定的因素。同時再加上資本主義週期性蕭條已經有縮短的趨勢，使得全球化的進程進入所謂「不確定的年代」。
另一方面，中國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及「韜光養晦」的戰略下，深獲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青睞，在民主黨主張的「交往政策」的主導下，不僅吸引豐富的國際資本進入中國，更成功取代因為生產要素轉變、匯率升值的四小龍地位，一躍成為新的世界市場。之後，更在2000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視為西方輿論「中國機會論」的最高顛峰。
在中國崛起的磁吸效應下，處在台灣的傳統夕陽產業自然選擇西進，雖然李登輝早已看出台灣產業過度依賴中國市場所產生的「空洞化」的國安危機，陳水扁也試圖經由「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與「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政策，平衡兩岸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
但在馬英九執政八年期間，卻全盤接受西進與鎖進的政策，更加劇了台灣淪為中國半邊陲或代工的角色，不僅遠離高附加價值的歐美日經濟產業鏈，也讓兩岸買辦與國安大門門戶洞開。這可從馬政府兩岸簽署ECFA下意圖取代服貿與貨貿，甚至在一中框架下加入RCEP閃躲CPTTP等作為中得到驗證。這股傾中的高潮直到太陽花學運爆發後才嘎然而止，而重新執政後的民進黨政府，則再度採取類似「新現實主義」的策略予以平衡。
有趣的是，當年沒有出走到東南亞與中國市場的台灣產業，也在政府的協助下進行產業轉型與升級，除了產官學的有效連結下，同時也有類似前一波經濟起飛的「科學園區條例」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使得台灣逐漸走向以半導體、資訊產業為主的出口貿易型態，在全球化中逐漸往「區域核心」的角色邁進。
台灣在全球生產供應鏈中握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這是無形的財富，更是重要的戰略資產，澳洲記者克雷格艾迪生（Craig Addison）2001所撰寫的《矽屏障》生動描述了這個客觀事實，這也是蔡英文近日再度以「矽盾」（Silicon Shield）形容台灣經濟地位的原因。
後面的故事就為大家所熟悉，由於習近平「一帶一路」與「中國製造2025」的宣示，形同宣示放棄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傳統，中國夢的意識型態、對內集權、區域擴張、軍備競賽的政策與當年的威廉二世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意圖改變國際體系與經濟秩序的作為，必然引發美國與西方世界的圍堵，這也是川普啟動印太戰略與美中經貿大戰的理由。
雖然中國宣稱自己的作為有其正當性，國內部分藍營政客與學者也為其行徑辯護，但在大國崛起過程中除了競奪、維繫霸權外，提供公共財建立管理國際秩序的國際建制也是關鍵因素，這正是中共爭霸過程中最為世人詬病與批判的地方。
在新的全球生產供應重組過程中，延續先前的基礎再加上民進黨政府推動的「5+2產業」，使得台灣已經走在全球化的新核心角色中。除了中共外，大抵只有馬英九等人不願面對此客觀事實，否則怎會終日高舉「國家不安全」的謬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