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對比的東京奧運：賽會歷史與日本戰略角色的轉變

嚴格來說，這是日本第三次舉辦東京奧運。受到不同歷史背景、國際時空條件、國內政治氛圍的影響，也反映了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走過一世紀以來日本在外交政策與自我定位的轉變。

胎死腹中到戰後復興的東京奧運

日本第一次舉辦奧運正值世界情勢戰雲密佈，特別是納粹德國在1936年柏林奧運後展開一系列的外交與軍事冒險，最後在1939年開啟了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東京奧運自然面臨停辦的下場，然而加入三國軸心的日本正在中國撤兵與北進或南下政策中掙扎，一年後面對美國祭出的經濟封鎖與石油禁運政策，山本五十六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偷襲珍珠港掀起了太平洋戰爭，最後迎來戰敗國的下場。

雖然東京奧運胎死腹中，但日本舉辦的動機卻與如出一轍，亦即透過體育賽事向世人展現極權主義國富民強的形象，同時也表明作為一個後發展國家，嘗試追求與經濟實力相適應的國際地位的決心。德國廢除《凡爾賽條約》，日本也揚棄《華盛頓海軍條約》同時退出國聯，這些都是作為「修正主義國家」的重要訊號。

1964年的東京奧運則象徵新時代的來臨。日本走出戰爭的陰霾，政治實行議會內閣制並有民主政治的內涵。日本在《和平憲法》與《美日安保條例》的架構，與低國防支出且安全無虞的時代下，充分享受冷戰帶來的經濟發展紅利，一躍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奧運的成功舉行也見證戰後日本的政經轉型。

第二次東奧的舉行，標誌日本繼明治維新後再一次現代化與啟蒙的成果。不過，在冷戰格局下，日本追求國家經濟發展時，卻沒有明確的安全與外交戰略，一切以美國國家利益馬首是瞻。這也意味全球政經秩序發生轉變時，日本只是國際體系的接受者而非塑造者，出了經濟外交（ODA）外，日本在全球與區域的政治影響力並不明顯。

新國際秩序下的東京奧運

這次東京奧運卻在不確定的年代下舉行，突顯日本在新國際棋盤中的角色設定。中國崛起與習近平意圖改變現狀的政策，使得國際體系、供應鏈、地緣政治出現結構性的變化。

美中經貿大戰迎來新的大國博弈，面對急於成為海洋國家的北京而言，處在第一島鏈的日本必須重新思考作為一個區域大國的自我期許。這個情境很熟悉，只是把三〇年代東京的立場與現在的北京互換，兩國的角色分別是「秩序的修正主義者」與「既存體系的守護者」。

更何況，一場疫情徹底改變世人如常的生活，奧運延期也讓日本點滴在心頭。然而，本次東京奧運顯然不只是喚醒「那個美好的六〇年代」的記憶而已，而是讓日本人了解自己深處在當代世界戰略的十字路口，不僅必須強化與美國的關係，更需調整台日之間的戰略與安全活動。

深入觀察，由於台灣在民主價值、地緣政治、全球生產供應鏈、防疫成果這四大議題擁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加上習近平在內政外交諸多議題採取積極性意圖改變現狀的作為，使得台日關係已經超越昔日「民間友好、經濟互賴」的層面。近日在政治與安全議題中，雙方擁有更多共同利益，這可從高層談話、贈送疫苗與東京奧運開幕式的出場安排等行動中看出端倪。

台日關係本就存在深厚的歷史與地理因素，不過兩國人民的活動原本只及於民生經濟與社會文化交流，近年來之所以外溢到國際安全與戰略層次，中國擴張引發唇亡齒寒的威脅感也是關鍵。

「台日友好」：日本民主政治的轉向與確立

基於前述背景，日本外交政策已從傳統「政治向右，經濟向左」的平衡逐漸調整，昔日寄望中國市場期待所採取的台海模糊策略也日益清晰。民主和平、區域安全與自我防衛儼然成為日本戰略的主軸，不僅把自己鑲嵌在印太架構中，其中也含括了台海局勢的穩定。具體來說，習近平的對外政策充滿擴張與野心，特別在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的立場必須清晰且堅定，試圖擺脫過去那種經由「七二體制」與「舊金山和約」來刺激或迎合北京的二元思維。

直言之，日本的民主政治早已揚棄過去極右派軍國主義的思想，融入了更多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混合體。新現實主義琢磨大國應該提供的公共財角色，包含了安全承諾與經濟的援助，這可從日本援助台灣疫苗與近日國防白皮書的內容得到解釋；新自由主義則強調價值的倡議與國際建制的建構，開放的印太戰略與經貿合作互賴為其代表。

諷刺的是，台日之間的緊密互動，卻成為台灣某些親中政客的眼中釘，導致這些人往往從日本二戰的軍國主義與國仇家恨相互連結，試圖以民族主義之名政治操作。就歷史脈絡論，日本自然要為當年的擴張主義負起更多國際與道德責任，然而，這些政客對試圖重蹈歷史覆轍的中共內外作為與對台灣文攻武嚇的行徑視若無睹，反而對美日等民主國家的友台作為指指點點。回到本文主旨，相較於歷屆東京奧運與國際情勢間的映照發展，他們的雙重標準，更顯得脫節與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