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債務風暴：習近平想擺脫中國經濟的惡性循環模式？

中國恒大集團的債務風暴如滾雪球般擴大，許多經濟學者認為這中國版的雷曼兄弟再現，但相較於美國次級房貸引發的金融海嘯，恒大負債多在投資者、房產供應商與金融業，再加上房地產市場價值遠超過中國經濟四分之一以上，因此專家擔憂影響層面遠甚於其他經濟危機。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恒大現象並非單一個案或獨立事件，而是在特定歷史時空的初始條件下，循著一條路徑依賴關係演繹而來；換言之，這裡面存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扭曲發展模式所導致的「制度環境」，也有恒大集團在此情境下發展的「經營模式」，再加上習近平對於中國市場經濟所採取的「政治調控」，三者之間的鎖入效果遂造成現在所面臨的危機內涵。

中國推動經濟成長卻落入惡性循環

政府投資、產品出口與內需市場是推動中國經濟成長的三隻箭，其中尤以政府投資最為關鍵。一般來說，為了讓剛萌芽的企業擁有廉價的生產要素，除了源源不絕的勞動力與廣大的土地外，計畫部門所採取的擴張性財政與寬鬆的貨幣政策為其基礎，再加上改革開放之初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之間所形成的「地方政府法團化」（Corporatism）、「發展型政府」的模式，創造了中國經濟起飛的條件。

然而計畫經濟本身存在不少難以替代的制度慣性，這就是著名匈牙利經濟學者科爾奈（János Kornai）所形容的「投資飢渴症」、「擴張衝動」或「軟預算約束」的現象；若用一般經濟學分析，這種只重視速度與數量的「外延式增長」，本質就是一種帶有盲目的掠奪性、粗放式的生產模式。

中國的中央計畫部門本來下放經濟決策權給予地方政府，是希望達到增加稅收、企業成長、經濟發展三贏的局面，然而過度的擴張導致通貨膨漲與緊縮效應同時產生；前者是生產原物料與戰略物資，在市場上被地方政府扶持的企業一掃而空，後者則因為生產過剩導致產品價格崩盤。在信貸擴張的過程中也衍生政府、銀行與企業三者之間藕斷絲連的「三角債」關係。

為了避免市場秩序大亂計委會（現為發改委）只能祭出「宏觀調控」政策，收回權力同時輔以財政收縮與抽銀根等作為，借此作為整頓市場的「尚方寶劍」。然而，一旦力道過猛，雖然壓下了當下通膨與泡沫化的隱憂，卻賠上了隔年的經濟成長，稱之為「硬著陸」，最後只能再回到權力下放，擴張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老路，這就是中國經濟「一放則亂、一收則死」的惡性循環過程，也是長久以來「民進國退」與「國進民退」之間的拉扯關係。

恒大恐成下一個海航？

恒大集團就是這個畸形經濟發展模式下的產物，或者說，他的經營策略完全循著前述惡性循環關係所發展而來。

恒大於1996年在廣州創立，當時搭上了中國房地產的熱潮，在官方寬鬆的信貸政策下，輕易地就能向銀行借貸數以億計的資金買地，之後幾個月內就開盤售樓並回收數倍資金，然後再把錢投入這個循環中，這就是典型的「高負債、高槓桿、高周轉」經營模式。如此急遽擴張膨脹下，恒大逐漸成為中國大型房產集團，同時跨足礦泉水，汽車、金融、旅遊、運動等多項領域，然而在掠奪性的事業版圖下，風險也不斷累積。

恒大到處插旗的後果，就是四處埋下未爆彈，2013年創辦恒大冰泉礦泉水，三年後虧損40億人民幣而低價賣出，但2021年恒大卻匪夷所思地買回49%股份。2019年創辦恒大汽車，至今還在紙上造車階段，沒能量產出一部車。恒大入股的廣州俱樂部足球隊經營狀況慘不忍睹，每年虧損人民幣10至20億元，已傳出向地方政府求助。

恒大為什麼總是能有恃無恐，甚至逢凶化吉？就是自恃掌握中國經濟「收放死亂」的循環規律：在中央抽銀根的時候暫避風頭，等到硬著陸市場觸底後，馬上聞到了「春暖花開的味道」，接著又是個重新擴張的好時機；換言之，每一次的收縮其實都是「退一步，進兩步」，每一次的轉進都是為了下一次做準備，「蹲著越低，才能跳得越高」，只要規模大、影響廣，中央就不敢對恒大趕盡殺絕或是見死不救。

然而，眼下恒大可能打錯算盤，關鍵在於目前習近平的國進民退之舉已經上升到「共同富裕」階段，似乎想透過新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勞永逸擺脫「收放死亂」的惡性循環。中國現在的政經氛圍更像1953年毛澤東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空背景，為了達成「工商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的目標，中共藉由產權的轉換與市場的窒息，逐步讓資本市場經濟與私營經濟出現「量變引起質變」的後果，中共或許不會坐視不管，但一旦出手，恒大難保不會面臨類似海航被國有化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