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對烏克蘭的論述：暴露自身國際政治與外交上的認知缺乏

要評論國際事務的新聞事件，理解體系的性質、掌握政策的時空背景、擁有外交史的底蘊甚為關鍵，如果只是囫圇吞棗盡舉些錯誤類比，只是暴露了自己在知識論證與邏輯演繹的貧乏；不客氣說，會這麼做的人除了無知外，很大的程度就是刻意在帶政治風向，那些拿阿富汗或烏克蘭類比台灣的藍營政治人物不就如此？當旁人指責其配合對岸大搞認知作戰時，他們還振振有詞宣稱這是言論自由。

諷刺的是，這群人總是週而復始而樂此不疲，當所有論點被驗證為錯之後，卻在新的議題出現後依舊拿來操作，不論是「疑美論」、「棄台論」、「抵抗無用論」或是「敬酒不吃然後吃罰酒」都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

國民黨的歷史共業

國民黨在前些日子一再質疑美國對台灣防衛的承諾，然後附和中共對台灣進行的統戰攻勢，聲稱和對岸簽署和平協議才能避免戰爭；他們質疑民主國家或民選政府的政治立場，卻對極權體制的謊言深信不疑。立場鮮明的媒體人黃智賢先是要台灣民眾搞懂「誰是自己人」，然後接著又主張中國應該如俄羅斯的行動武統台灣，這種語境和洪秀柱先前的「反獨促統」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只是黃說得更加露骨，然後對於這樣的言論，國民黨中央與文傳會始終視若無睹。

國民黨不願意告訴支持者的真相是，他們自己與中共協商談判的歷史中，國民黨多半處與劣勢或被欺騙的一方。直白說，中共就是一個務實的現實主義政黨，奉行的是政治實力原則，這意味為了爭取最大利益，當自己弱小時可在談判桌上做出更大的妥協與讓步，1950年中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北京就以外蒙古獨立、中長鐵路共管以及租借旅順大連兩港作為條件，藉以換取蘇聯的軍事與經濟援助。1945年在重慶舉行的國共談判也是一個鮮明的例證，毛澤東彼時之所以願意與蔣介石會晤，就是在於建立溫和改革者形象有助於爭取國際社會與民主黨派的支持。

1949年國共所舉行的北平和談所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就是最好的借鏡。在歷經三大會戰之後國民黨已經元氣大傷，在桂系的進逼下蔣介石被迫下野。此時代總統李宗仁對於國共隔江而治心存幻想，故派出以張治中、黃紹紘、邵力子為代表的談判代表團赴北平進行政治談判。

豈料中共提出包括嚴懲戰犯、取消中華民國偽法統、軍隊整編、沒收買辦財產、進行土地改革等嚴苛條件，談判過程中周恩來還宣稱「不論是否簽字共軍都要渡江」的恫嚇姿態，南京政府雖然最後沒有簽字，然而在中共明示「代表團成員皆是戰犯」的威脅下，導致國民黨代表團整體投共，創下談判歷史中極為難堪的紀錄。

不知國民黨是否還記得這段「屈辱的」歷史？前有傅作義的「開門獻城」，後有張治中的「陣前起義」，這就是某些立場鮮明的媒體人口中的「自己人」？

回到烏克蘭：國民黨的矛盾情結

若把焦點置於烏克蘭議題上，我們還是可以看穿中共認知作戰的斧鑿與矛盾，同時明白藍媒與這些媒體人發言的政治動機。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北京非但沒有譴責，反而為發動戰爭的俄方辯護，官媒更不斷強調西方國家拋棄了烏克蘭。這種說法與台灣當下的「疑美論」或「棄台論」完全不謀而合。

然而檢視後冷戰以來的中烏關係，即可發現兩國政府簽署過多份聲明和協議，包括1992年的《中烏建交聯合公報》、1994年的《中烏聯合聲明》，這些內容是中國保證尊重烏克蘭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即便習近平剛上台的2013年，在北京跟當時的烏克蘭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烏克蘭友好合作條約》，內容明確表明「雙方相互堅定支持對方為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保障政治社會穩定，發展民族經濟所做的努力」。不過回到現在來看，這些政治承諾現在似乎成了空話。

國民黨自己無法從國共互動的歷史中得到教訓，然後始終認為「交流可以帶來改變」，認為「九二共識治百病」，不客氣說，這是凌濤或徐巧芯這類人，不懂中共政權性質與對台政策轉變說出來的膚淺觀點。試想，如果美國民主黨的接觸交流派早已修正對中國的認知，過去在談判中屢屢慘敗的國民黨又何以不再歷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