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時代」回望江澤民昔日對台政策，兩岸戰略模糊空間早已不再

動盪80年代後，李登輝與江澤民上位

80年代結束前，兩岸政治發展都經歷劇烈震盪的過程，在台灣則是因為蔣經國的逝世，使得其後李登輝在權力接班的過程中，經歷了主流與非主流的政治鬥爭，李掌權後開啟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在兩岸關係中最有戰略視野的做法就是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不僅意味中華民國走向有意義的憲政主義內涵，也在法理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存在，同時也為「一個中國」的法統之爭劃上句點，在中共眼裡這也意味「獨台」的開始。

至於中國則歷經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此事件背景十分複雜，六四民運的爆發，其實來自於中共改革開放十年積累的各方社會能量。簡單來說，改革開放雖然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然而新舊並存的計畫／市場雙軌制卻為制度性貪腐提供了條件，再加上市場開放過程之中，刻意採取「讓部分條件好的地區與人富裕起來」的策略，無形之間也造成了發展的「差距」問題。1988年所推動價格改革帶來劇烈的通貨膨脹，終於讓社會累積的相對剝奪感逐漸浮現，這是這場社會運動的經濟社會條件。

由於在六四後鄧小平必須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原則上尋求政經平衡，如果說鎮壓民運是「四個堅持」的體現，那麼重啟「開革開放」路線，才是回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具體作為。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與大老們捨保守派的李鵬挑選江澤民就有其脈絡。

首先，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是中共眼中的抗日烈士，根正苗紅的背景符合「紅五類」的正確成分，江上青的革命夥伴與提拔部署如汪道涵、張愛萍與陳國棟等人，在江出線過程中扮演關鍵推薦角色。

其次，江澤民在「八六學潮」採取的「懷柔溝通卻不失立場」的處理方式，符合中共統戰的方針，所以讓鄧小平十分欣賞，為了與學生對話民主的價值，他本人竟然即時背誦出林肯著名演講《蓋茲堡宣言》，說明了他也具備政治表演的條件與棉裡藏針的性格。

再者，中共如果要重新與國際接軌，需要一個務實有國際觀的領導人，江澤明具備理工背景且多次出訪國外，個人又有優異的外語條件，儼然就是鄧小平眼中的政治樣板。

江時代「悶聲大發財」不主動改變國際局勢

江掌權後深知蘇聯瓦解與六四民運事件後，正確處理美中關係將成為中共首要對外政策，因為彼時華府「聯中制蘇」的冷戰紅利已經用完，國際體系已從戰略三角走向單極體系，再加上波灣戰爭展現出全新的戰爭型態，讓北京充分理解與美國之間不論在軍事實力、科技研發中存在巨大差距。

因此江澤民自然選擇延續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基本方針，唯有讓美國自由主義或交往派堅信，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將會導致政治民主化，那麼中國繼冷戰的戰略紅利後可繼續享有「全球化分潤」，不僅擺脫西方因為六四所採取的經濟制裁，同時達到江澤民自己所言「悶聲大發財」。

事實證明北京的政策是奏效的，除了90年代高速的經濟成長外，柯林頓在1994年的國安報告就是以「擴大交往」作為前提，手段立基於「市場」與「民主」。即便第三次台海危機引發美中關係緊張，但是江澤民明白美國是兩岸關係的平衡者，因此在1997年的「柯江會」達成了「新三不」的默契，隨後也讓美中關係進入到「建設性戰略夥伴」的雙邊關係。

江的盤算不難理解，只要美國的交往派與中國機會論當道，他就可以將對台政策國際化，那種「北京通往台北的最近道路，是經由華盛頓」的說法，其實就是體現「中美共管態度」的認知。華府未必會同意北京一廂情願的想法，但就主觀層面來說江澤民至少是如此設想，最大的前提就是不主動改變國際體系、生產供應鏈、區域權力平衡與兩岸關係的「現狀」，整體還是尊重美國所主導的後冷戰格局。

習時代「建設性戰略模糊」空間不再

在此背景下，兩岸關係在上半場至少瀰漫樂觀的局勢，即便李登輝終止動員戡亂，但是還是有個擺設用的國統綱領，在這個氛圍下前有1993年新加坡辜汪會談，後有「江八點」與「李六條」的交鋒，雙方甚至建立密使管道傳遞政治訊息，然而這些交流的的氣氛隨著李登輝訪美、總統直選、飛彈試射急轉直下。後來，雖然有了二次辜汪會談，但隨著台灣主體意識抬頭，再加上「特殊國與國關係」提出以及政黨輪替，90年代兩岸關係的下半場以驚嘆號收場。北京所掌握的主導權要等到2005的連胡會與馬英九執政。

綜合觀察，江澤民能將兩岸關係維繫在不失控的局面，主要是他正確掌握了中共在六四後政治路線調整，關鍵在於他不試圖改變全球、區域、內部與台海的「現狀」，其中的要害就是他在美中關係維持一個「鬥而不破」的局面，在兩岸關係中建立了所謂「建設性戰略模糊」的想像，這個路線日後也被胡錦濤所繼承；即便發生第三次台海危機瀕臨軍事衝突的風險，但是也還能在華府與台北之間留有餘地。

諷刺的是，這些情境在習近平掌權的當下完全不同，自從內外遊戲規則被習徹底改變後，華府早已揚棄昔日的戰略模糊與交往政策，因為這被視為綏靖政策的象徵，大概只有藍營人士還停留在錯誤的時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