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極權牢不可破，台灣猶需一場以民主為名的文化霸權陣地戰

著名義大利共黨領導人葛蘭西曾提出「文化霸權」理論，用以說明何以馬克思的晚期資本主義崩壞說沒有實踐，同時批評列寧主義那類政治革命理論為何不是有意義的真實革命。

雖然葛蘭西論述是近百年前的產物，但是用以分析習近平與國民黨那套後設敘事或宏大論述仍有一定的分析力。差別在於葛蘭西批判的是資本主義發展最高階段的異化形式，提出新的革命實踐手段，然而現在宰制的力量卻是新型態的黨國體制；那種組織模式建立在列寧式革命政黨的基礎，卻用國家機器壟斷社會資源，同時透過新科技掌握話語權。

文化霸權與中國大內宣

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假設，人類擁有什麼樣物質生產力量，就會形成與其相適應的文化、意識型態、宗教與典章制度，然後這個價值體系又會賦予生產制度合法性的論述。因此無產階級革命是個徹底打掉這個結構的變革，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必然形成一個自我防衛的論述體系。兩者之間相互辯證且自我證成。

馬克思認為晚期資本主義是自我毀滅的掘墓人，因為這一套綿密的結構出現了「生產力過於先進，然而上層建築過於腐朽」的問題，這也就是所謂「黎明前的黑暗」的異化狀態，當無產階級被剝削的徹底時，只要有共產黨人扮演啟蒙者或是普羅米修斯的角色，讓勞動階級由「體制內自在階級」轉換成「革命的自為階級」，資本主義即將滅亡。

然而，馬克思預言的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遲遲沒有發生，現實的革命卻爆發在不具備條件的俄羅斯。葛蘭西解釋這是因為先進工業國家已經發展出一套根深蒂固的上層建築，這套價值體系深植於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國家教育、宗教信仰（尤其是新教）、學術理論，牢牢地捍衛現狀的生產模式中，民眾被灌輸「現狀的虛假美好意識」以及「變動現狀的邪惡認知」，這就是一種保守反動卻又同質性的社會。葛蘭西的描述日後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與馬庫色「單向度的人」的理論基礎。這些批判分析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都可以得到新的解釋力。

葛蘭西也提醒媒體功能在文化霸權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日益盛行的報紙以及開始萌芽的廣播與電影產業，此一預言不僅希特勒與納粹掌權時得到充分的解釋，除了戈貝爾的宣傳體制外，女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為納粹德國與柏林奧運所拍攝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成為極為成功的作品，甚至成為政治社會化與宣傳結合的教材。她巧妙地透過運鏡所呈現的鏡頭語言，將日耳曼神話、納粹壯盛軍容、雅利安人強健體魄與硬體設施融合一體，進而以政治社會化過程，將德國人民變成馴服者。

諷刺的是，同樣的歷史情境又發生在當代中國，只是隨著科技發展，中共將網絡與媒體成為控制人民的宰制工具，他們被賦予「維穩」與「大內宣」的名義，成為科技極權主義的文化霸權形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理論的背棄

葛蘭西同時批判列寧主義的虛假性，這種狂風暴雨式的權力鬥爭並不是整體式的革命，只是形式上的權力轉移，權力宰制者從昔日的沙皇變成以無產階級「先鋒隊」或「民主集中制」自居的蘇聯共產黨；從列寧到史達林權力不斷集中，兩人的差別只在於「蘇聯是世界革命的工具」與「世界革命是蘇聯的工具」。這種獨裁政體與納粹並無二異，皆為群眾性政黨、領導壟斷所有權力、實行計劃經濟、掌控所有媒體工具、擁有政治警察。說穿了，習近平也是這條路線的擁護者，而且以新的面貌與統治型態示眾。

相形之下，葛蘭西認為有意義的解放與革命是那種「新人、新世界」的整體式的變革，他認為列寧的革命只是炮製另一個剝削的源頭。這種「運動戰」除了徒具形式外，若在西方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下必然會被既有的文化霸權視為「異端邪說」或「邪惡的秩序毀滅者」，受到既得利益者頑強的抵抗，因此共黨與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是要與現有體制進行曠日費時的輿論戰，也就是類似一戰的「陣地戰」。

深入觀察，在這個持久對峙的過程中，就是話語權與文化霸權的的競奪。葛蘭西認為這樣革命雖然費時，但是重新回到馬克思對共黨角色的期待：作為群眾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觸媒角色，讓被剝削者從「自在階級」轉換為「自為階級」。葛蘭西的理論最成功的實踐應該是波蘭知識份子與團結工聯工人群眾之間的合作，只是他們推翻打倒的竟是波蘭共產黨。

在此背景下，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主張，或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權力安排，完全背棄了馬克思理論，其實這個脈絡大抵從毛澤東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有著路徑依賴的關係，只是習近平再把這個後設敘事與政經制度推展到極致。

被動期待中國，不如主動鞏固台灣民主

當下中國的經濟生產制度儼然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登峰之作，所謂私有化與是市場經濟已被「國進民退」與「共同富裕」所解制或稀釋，與其相適應的是官方所建構的一系列綿密的上層建築內容，包括官定意識形態，其所主導的個人崇拜、文化產業、愛國教育、宣傳論述、法規制度、重大政策等（這些內容包括中國夢、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習近平新時代、農村脫貧等）成為一個牢不可破的體系外，同時還以「銳實力」的方式對外輸出，成為其認知作戰的一環。

不客氣地說，中共政權的性質早已取代馬克思彼時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更成為葛蘭西眼中比俄國革命所建立的蘇維埃體制更離經叛道或充滿宰制剝削的體制。但是在扭曲的生產力與新型態的文化霸權結構中，中共不斷強化阿圖色所言「鎮壓性國家」與「意識形態國家」兩種性質，成為異化最徹底的政經體制。

有些人總以為透過自由化或民主化的簡單論述，就可造複製當年蘇聯解體的骨牌效應，這恐怕是對中共政權性質認識的幼稚病。試想，台灣民主化已有三十多年的光陰，在這個自由國度中，黨國體制的幽靈總是揮之不去，而且總是以各種形式借殼上市。

與其期待中國突然出現戲劇化的「量變引起質變」的革命，不如在台灣進行有意義的民主鞏固與轉型正義，如果在自由台灣連面對深藍、紅統或是什麼戰鬥藍的言行都沒有抵禦能力，如果在多元開放社會面對抖音或中國內容農場謠言都被攻陷，我們又如何奢談什麼中國民主化這種假議題？

這是一場艱辛且曠日費時費時的陣地戰，大家認識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