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美論其實是「疑民主黨症」？從歷史角度剖析它的成因

高金素梅在立院質詢行政院長陳建仁時，宣稱美國國務院公布「台灣學人計畫」將讓美國官員能進到台灣政府工作，美國先前推動的「曼斯菲爾德計畫」讓日本經濟低迷三十年，此番言論一出隨即引發輿論界撻伐。顯然地，這位委員想帶起「美國不可信，華府政客基於自身利益，將台灣陷入兵凶戰危險境」的風向，時髦用語稱為「疑美論」。

先排除學界如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大國政治的悲劇」或「棄台論」理論探討，因為這些論述的問題意識往往涉及對於國際關係本體、認識與方法論的交鋒，屬於新現實主義內部對於「結構現實主義」的典範修正。而這些象牙塔的論辯，卻與目前台灣內部政治的「問題意識」差異甚大，所以我從歷史制度論¹與阿圖塞的「對症閱讀法」²，將這些說法置於特定時空背景與政經結構中，藉以還原藍營「疑美論」的語境心態。

疑美論其實是「疑民主黨症」？

許多人以為「疑美論」，是因為美軍從阿富汗撤退，或俄烏戰爭爆發後才出現的新概念，但事實上始終是國民黨原生的政治基因，與其說是疑美論不如說是「疑民主黨症」；具體表現症候就是質疑民主黨挑戰蔣介石權威、親共、拋棄國民黨政權、不支持國府反攻大陸、或是撤守一中大搞兩個中國這一串政治焦慮與不安全的表現。此變數源自於美國或民主黨，在冷戰時期的外交與美中台三邊政策的調整。

國民黨這個心病症狀最早可以溯及「史迪威事件」，這位中國戰區參謀長始終看不慣蔣介石及其將領的腐敗，因此試圖取代老蔣的統帥權甚至對其發動暗殺或政變等極端手段。由於事態嚴重，羅斯福為了顧全戰事大局，派特使赫爾利來華處理此事，最後撤換史迪威改由魏德邁接手職務。這可視為蔣介石與美方謀生心結的濫觴。

另一個關鍵轉折就是馬歇爾使華爭議，這位將軍奉杜魯門之命於1945到1947年間赴中調停國共衝突，但是出自於對國民黨的偏見，以及對中共存有不切實際的認識，註定使這場調停以失敗收場。國民黨在東北與華北戰局逆轉原因不少，但其官方史觀全推給馬歇爾也是片面與不負責任的態度，更埋下對杜魯門不滿的種子，這可從國民黨在1948年賭注式押注共和黨候選人杜威的心態得到解釋。

1949年杜魯門政府在國務卿艾奇遜的主導下，發表了《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把國共內戰失敗的責任全部歸咎於國民黨的領導問題，與美國無關；認為美國在戰後中國情勢已盡力而為，失敗應由蔣介石負起全責。杜魯門的「袖手旁觀」政策，在老蔣眼中就是落井下石任其自生自滅的手段，為了做最壞打算，他甚至到菲律賓訪問規劃流亡政府的佈局。

國府的絕境隨著韓戰爆發轉危為安，然而杜魯門的「海峽中立化」政策，雖然挽救台灣免被共產黨解放赤化，但在情勢上大抵阻斷了反攻大陸的可能。

尼克森「聯中制蘇」讓國民黨心碎

艾森豪上任後採取一系列更積極的友台政策，包括為了減輕美國在韓國戰場的壓力，允許國軍對東南沿海的軍事突擊行動以牽制共軍；於1954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兩次台海危機中馳援國軍；1960年以現任總統身分旋風式訪台。這些政治與軍事的作為都被兩蔣視為「友善」行動，因此在國民黨的認知中遂產生「疑民主黨」的觀點，這並不是源自於對美國兩黨政治文化的客觀認識，而是一種出自於片面化的主觀理解。

這個偏見，隨著甘迺迪在總統電視辯論中所提出的「金馬撤兵論」達到最高潮，因為這個被視為「兩個中國」的政策調整，徹底刺傷了蔣介石一中法統與中國代表權的內心戲，即便這是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的「次佳方案」。但是老蔣就是不願拋棄一中的魔戒與漢賊不兩立的神主牌。

真正讓國民黨心碎的恐是共和黨籍的總統尼克森的破冰之旅。在季辛吉的策劃下，華府確認了「聯中制蘇」的大戰略，既然國際政治的大棋盤風向如此，那麼美中台三邊的小氣候自然起了重大變化。除了退出聯合國外，骨牌式的斷交潮接連而來，若不是水門事件爆發，在尼克森任內美中關係將全面正常化。

由於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因此在卡特時期終於完成美中建交。美國特使克里斯多福來台時遭到大批民眾包圍，群眾向代表團的座車投擲雞蛋與石塊，部分人士甚至以竹竿擊破座車的擋風玻璃，讓陪同的安克志大使受傷，克里斯多福也受到驚嚇，一度立即要求返回美國。這個操作斧鑿與1957年所爆發的「劉自然反美事件」如出一轍，如果沒有高層的介入與默許，在白色恐佈時期黨國豈能容忍群眾暴力茲事？

諷刺的是，雷根上台前後釋放不少如「考慮與台灣恢復關係」的風向，這讓蔣經國身旁的策士們又有了不少遐想與期待空間，以為新的共和黨艾森豪即將出現，沒想到盼來的是剝奪感極強的《八一七公報》，作為政治與政策平衡，雷根政府稍後又提出「六項保證」做為「一中政策」的合成要件，彼時國民黨隨即把這個視為友台象徵。

反共已成美國家戰略，為何疑美論仍在？

外交政策本應屬於以「理性選擇」為基礎的博弈賽局，本來就不該帶有情緒性的因素，過去國民黨之所以如此，關鍵在於過於自我而且一廂情願，完全昧於客觀的國際情勢的發展，才會出現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國民黨自恃是保守主義的政黨，自認為在頻率上與反共的共和黨較為接近，其實這也是個冷戰時期路徑依賴的偏見，一旦共和黨做出如尼克森式的政策調整時，他們就只能目瞪口呆或義憤填膺。

諷刺的是，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早已揚棄過去傳統的「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以及「中國威脅」與「中國機會論」的爭執辯論，反共與挺台不僅是主流民意也是國家戰略。理論上，過去國民黨的疑美論或疑民主黨病應該一掃而空，為什麼他們卻依舊振振有詞，答案不難理解。

首先，國民黨沒看清國際情勢，正當民主國家遠離中國遏制中共時，他卻選擇和亞拉非第三世界國家一樣擁抱「中國夢」、「一帶一路」與「紅色供應鏈」，說穿了一些深藍從眾的「民族主義」元素遠大於「民主人權」，幾位教授竟然寫出「寧可相信習近平的獨裁，也不相信的蔡英文的民主」這個謬論，稍加梳理後原來就是疑美論新翻版「衰美論」內容，其理論就是王滬寧的「美國反對美國」的架構，在地化後就變成「台灣反對台灣」。

最後，這些人認為美國「反共挺台」就是幫民進黨加分，為了奪回政權所以釜底抽薪配合中國演出「疑美論」，這種「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的邏輯更令人無言，殊不知要消滅台灣民主價值制度、多元開放社會的是一直都是中共政權，而習近平正在加速這個過程！

• 歷史制度論者乃特別重視「歷史」因素的作用，認為人的理性選擇是鑲嵌在這個歷史情境或是制度環節中，成為其進行政治行動的背景或是參考，延續而來轉變成某種行為特質或是政治文化，從而出現「路徑依賴」的效應。
• 對症閱讀法不認為文本、論述、價值存在有意義的主體，而是必須參照其政經與時代的「結構條件」批判與辯證審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