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教會,也是使命——坎城金棕櫚巨片《教會》與劇作家羅伯鮑特 | 陳煒智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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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會,也是使命——坎城金棕櫚巨片《教會》與劇作家羅伯鮑特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1980年代中後期,歐美影壇接連推出史詩級的重磅巨製。這些作品一方面映照著1950年代中後期,即距離當時約30年前豪華闊銀幕初問世時期,影壇端來的「大電影」豪華盛宴;一方面也成為影史紀錄中,擁有「實質意義」,最後一批叫好、叫座的金獎名片。

「實質意義」看似充滿玄機,其實不過是筆者自己打上的引號,我想表達的是一種「實體」的意義和感覺。這些作品大多以跨國製作的宏大規模,實地取景,配合棚內搭景,或甚至選好外景地,就地建成戲裡需要的景物場面。

《阿瑪迪斯》(Amadeus)、《殺戮戰場》(The Killing Fields)、《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紫色姊妹花》(The Color Purple)、《窗外有藍天》(A Room with a View),一直到《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無論內蘊格局是大是小,在氣魄和詩意之間,這些作品展現了「電影」媒體最具特色的大銀幕聲光影音效果。於是,我們沉醉於義大利田間的浪漫情致,震懾於印度洞穴中難以名狀的能量釋放,曉色輕吻非洲大地時我們乘著火車蜿蜒而過,丈母娘發怒時我們也被瞬間傳送到夜后發飆的歌劇舞台。

最近即將重映的《教會》(The Mission)也是這個時期問世的史詩鉅作。電影開場不久便呈現深入南美大陸傳教的神父,被綁上木架扔進伊瓜蘇大瀑布的畫面。還記得兒時在電視上看到電影預告,嚇得目瞪口呆,對《教會》既好奇又有一點點膽怯,好奇的當然是想去看瀑布大場面;膽怯的則是深怕自己看不懂這部又講宗教信仰,又講殖民歷史,又講浪子回頭,又講文明延續的複雜作品。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是教會,是任務,更是使命

我一直相信好電影要看緣份,在對的時間看到對的電影,那份印象會永遠陪伴著你;在不對的時間就算看到超級經典、曠世巨作,它也沒辦法帶給你真正的感動。

兒時的確就這樣和《教會》錯身而過。而且,除了電視預告瀑布鏡頭的驚鴻一瞥,始終無緣細看本片。沒看過錄影帶,沒看過電影台,沒看過DVD,完全不清楚這部影片的細節和樣貌。一直要等到這次重映,才終於親炙這部當年在坎城影展奪下金棕櫚大獎的巨片。

《教會》這部電影,如果在它初問世時與我相遇,只怕「看不懂」的誤解,會阻礙這部影片散發它真誠、善良和純美的氣質。如果當年的那個影迷小弟弟,只是為了看磅礡大氣的瀑布、為了看緊張刺激的戰鬥場面,或者只是被海報上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拔劍的英姿所吸引,我所能欣賞、吸收的,也就僅限於它的尺寸和它的威猛氣勢而已。

我很慶幸當年的錯過,也十分感動這次的重會。現在的我不但看得懂,而且能細細品味它的好,更能在當前的時代、社會、國際局勢的種種交相影響之下,看出這個故事、這些人物以及他們所彰顯的美德,與時俱進的奧妙所在。我所謂的「品味」,要「品」的正是這些已經滲入全片肌里骨髓的精神。

如此這般,才當得起「The Mission」這個片名——它指的不僅是「教會」,更是「任務」,更是「使命」。

電影一開始,紅衣主教正在口述一封重要信件,預備上報教廷。原來18世紀中業,耶穌會修士深入南美大陸傳教,在萬分艱辛的環境裡,盡力消彌彼此認知的鴻溝;在發生修士遭綁十字架拋入大瀑布的悲劇之後,傑洛米艾朗(Jeremy Irons)飾演的加百列神父自願再次深入部落,會中弟兄護送他到瀑布底端,他赤著腳,一石一礫,沿著瀑布垂直向上攀爬,來到瀑布頂上的密林裡,取出行囊中的雙簧管,嗚嗚吹奏起來;莫名的樂聲感動林中的原始住民,加百列神父也才終於贏得他們的信任,在林裡建立起他們的教會。

不過,由於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強國一方面爭搶地盤,一方面又有外交、政治上的折衝和協議,瀑布上方這片沒有奴役、沒有傾壓的人間樂土,竟成了人人必得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肉中刺。不得已,連紅衣主教在親自探訪過之後,也只能默許軍隊開跋進入林裡。正如他在片中對加百列神父解釋的一樣,比起傳教士要面對的叢林、瀑布、尖石、原始部落,他們遠在歐洲大陸的各國互動局面恐怕要更加殘暴且危險。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教會》劇照。 圖/甲上娛樂

羅伯鮑特的史詩鉅作

影壇習慣以導演做為一部電影的「單一作者」,所以《教會》一片的「作者」自然而然是導演羅蘭約菲(Roland Joffé)。不過在筆者心目中,編劇羅伯鮑特(Robert Bolt)更是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作者」。

羅伯鮑特本非影劇圈中人,他因鑽研文學與史學,進而對戲劇寫作產生興趣,原在學界任教,1950年代中後期才逐漸在英國劇壇斬露頭角。尤其當他將他編寫的廣播劇本重新整理,擴編成正劇篇幅的《良相佐國》(A Man for All Seasons),在倫敦首演後迅速獲得巨大的成功。緊接著是百老匯製作,還有稍晚的電影版本,更一舉奪下奧斯卡最佳影片。

鮑特並未在劇壇久留,他更多精采的作品多半來自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雷恩的女兒》(Ryan’s Daughter)等三部和導演大衛連(David Lean)的合作,使他名垂青史。我們細看《阿拉伯的勞倫斯》以及《良相佐國》,也不難發現鮑特最擅長編寫這一類格局宏大,但人物發展飽滿清晰、與大時代激蕩火花四射的「硬」題材。

更有甚者,鮑特寫得最好的角色,是政客、投機份子,還有略帶偏執、頑固的理想男子,在執著之際散發出異樣的光輝。崇高一如《良相佐國》裡的宰相,以及《教會》裡的加百列神父;鮮亮、叛逆且狂暴一如《阿拉伯的勞倫斯》裡的勞倫斯,以及《齊瓦哥醫生》裡的史特林科夫。

《教會》全片以紅衣主教呈報教廷的信,做為旁白的框架,鮑特以他最拿手的戲路,塑造出立體通透、八面玲瓏的政客形象,由他來講述整個故事,看似公正的正反雙面並陳,中間的油滑態度和世故情狀,增添太多可以解讀的人性厚度。正如《阿拉伯的勞倫斯》全片開場,喪禮上記者追著勞倫斯當年的同僚、伙伴、長官等等,沒有一人願意為這麼複雜的不完美英雄,開口說出蓋棺論定的評語,唯有政客,眨巴眼睛擠出幾滴眼淚,滔滔不絕地訴說起來。

《教會》重映,機會難得。畢竟,我們可能再也拍不出這樣紮實、深厚的鉅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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