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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靖人/台灣的5年10個月:對媒體環境的觀察與建議

台灣民眾雖然常批評「台灣的媒體太過自由了」,但台灣新聞報導的自由度確實可以跟世界誇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台灣民眾雖然常批評「台灣的媒體太過自由了」,但台灣新聞報導的自由度確實可以跟世界誇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我從2014年6月起,到2020年3月底為止的五年十個月間,以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的身分來台赴任,並擔任傳達台灣內外情報給讀者的角色。我來台的時候,正值「太陽花學生運動」結束之時,政治面上,我歷經兩岸元首在新加坡的會談、兩次總統大選與民進黨政權的輪替;社會面上,我則報導過台南與花蓮的地震、復興航空墜機事件等讓人感慨萬千的記憶。

在台灣以外、我也採訪了香港的雨傘運動及反送中示威抗議,亦去過澳洲當地採訪兩次大選。包含在日本擔任政治部記者的時間在內,我想要記述一下自己在台灣的報導現場所感受到實際的問題。我的觀感可能會讓一些人覺得不愉快,但是,對身為一位跨越國境、同屬新聞報導界的我,同時也是將台灣當作第二故鄉的我來說,我希望能說出心中苦處,為我鍾愛的台灣進一忠言。

自由開放的台灣,部分媒體卻誤用「自由採訪」

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發表的新聞自由度排行榜,台灣在2020年時是世界排名第43。不只優於香港的第80名,也勝過第66名的日本與第45名的美國。

我深信新聞報導的自由是民主主義的基石。台灣民眾雖然常批評「台灣的媒體太過自由了」,但台灣新聞報導的自由度確實可以跟世界誇耀,這是在二次大戰後歷經長久的一黨獨裁體制下,許多前人先進一起努力得到的成果。如果真要說有問題的話,我認為並不是「太過於自由」,而可能是一部分的媒體在「自由採訪」一詞的使用上犯了錯誤。

台灣不論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對於海外媒體(中國大陸、香港除外)都是謹慎及親切的。身為特派員,因為工作特性上,我經常出入的地方是總統府、外交部、國防部與陸委會等,立法院的院會預算審議也都能自由採訪。

台灣當局發送情報的LINE群組等管道,也能讓海外媒體跟台灣媒體一樣加入群組討論。LINE群組的好處是可以即時分享情報,當下可以簡單地跟各部會進行詢問。當然也是會有「已讀不回」的狀況,但大多數的場合下,各部會都會回答全體乃至於個人的問題。台灣處於邦交國少的嚴峻國際環境,可以想像他們也希望連結國外媒體,重視消息發送的即時性。

日本則是有「記者俱樂部」制度,中央省廳層級的消息,只有全國性的五大報紙與一部分的地方大報、兩間通訊社,電視則只有NHK與總公司在東京的民間電視台可以獲得。首相官邸的記者俱樂部及外務省的「霞俱樂部」等記者會,雖然容許國外媒體以觀察員的資格參加,但要獲得參加資格還需要俱樂部加盟社的推薦,條件很嚴苛。

新聞情報發送上,外務省雖然有電子郵件,但首相官邸通常是在地下的記者俱樂部告示板上貼上一張紙公告。對沒有常駐在該地的國外媒體來說,要得到情報變得相對困難,平時也無法自由地進出議事堂採訪。台灣自由且開放地採訪現場,跟日本是有著天壤之別。

日本嚴苛的「記者俱樂部」制度,對沒有常駐在該地的國外媒體來說,要得到情報變得相對困難。 圖/美聯社
日本嚴苛的「記者俱樂部」制度,對沒有常駐在該地的國外媒體來說,要得到情報變得相對困難。 圖/美聯社

現場採訪質量問題

即便如此,台灣的採訪現場還是有很多我認為很可惜的地方。首先,現場的記者及電視台攝影的數量相當多。採訪現場常根據場所的大小、採訪對象的移動等,出現不少次讓我感到危險的擠壓狀況。

雖然現在是網路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但是對人口2,300萬的台灣來說,我覺得新聞機構實在是太多了。日本也有「媒體爭奪戰」這樣的說詞,對同一個對象卻有過多新聞機構強壓,「硬要採訪什麼」的現象應該被視為問題。

政治家畢竟是公務員,難以避免成為「媒體爭奪戰」的對象,不過日本的政治現場會有「代表者採訪」,讓文字、影像媒體輪流擔任「代表新聞」採訪後,再共用給其他新聞公司。這跟當局所提供的新聞素材不同,是媒體們採訪、整理後的觀點,也較不會讓採訪對象產生反感。這對台灣來說,也許是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台灣記者會上的提問,常常有很多問題讓我感到不可思議。政治採訪上,常常出現「某人說了什麼,您覺得如何」等問題。當然日本有時也會有類似的質問,但是當記者只有得到單單一個回應的時候,基本上是很少能成為新聞的。此外,很多台灣記者大概是被上司下令而不得不從,常常邊問問題邊看著手機,但這反而導致問問題的記者沒有在聽受訪者回應。

公務人員本來就相當忙碌,所以本來就是替市民服務的時間之餘,抽空出來受訪。在民主主義社會下,他們當然也有義務責任,透過報導機關來確保訊息的透明與說明其責任,正因如此,質問的記者態度一定要很認真,如果一定要從那個人的口中聽到什麼消息的話,還是要用自己的頭腦想一想、用高效率來引出對方的回答,這不正是記者要做的工作嗎?

或許優秀的記者會為了不要在其他公司或同僚前太過鋒芒畢露,因此在記者會上不太敢問問題,我也認識一些這樣的記者,而日本也有資深記者會抱怨「記者會上問問題的那記者根本是笨蛋」。但是,我基本上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記者會就是要把採訪對象的素質給攤開來展現的地方,如果連記者在當場也問不出個像樣的問題,私底下也沒辦法問出什麼尖銳的提問了吧?

另外,常常「轉載」其他新聞公司的新聞,也是台灣新聞的特徵。只要有個公司打出「獨家」後,其他的新聞公司就會自己不先確認事實,然後直接引用「根據某某媒體」自己再發新聞。

日本的話、就算是採訪力受限的海外媒體也絕對不會直接轉載自己國家的友台新聞。因為自己公司報導內容不正確,也是會發生包含訴訟在內等責任。日本是連一點點的數字錯誤都不能允許的,新聞報導機關要傳達的情報,就是要基於事實、依據正確的情報作為前提,但台灣就連對「誤報」等修訂道歉的報導都相當少見。「假新聞」在全世界已經成為問題了,我敢說台灣也對假新聞擴散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新冠病毒疫情盛行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成為民眾接收訊息的重要管道,各家媒體在其中的提問也透過直播播送。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新冠病毒疫情盛行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成為民眾接收訊息的重要管道,各家媒體在其中的提問也透過直播播送。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是否「過度競爭」了?

我自己來看,會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還是台灣媒體數量增加太多,陷入過熱競爭的結果。台灣新聞台頻道24小時不間斷地一直播送,他們為了小數點以下兩位的收視率在競爭。網路媒體也不斷加入市場——當然網路媒體中也是有相當優秀的記者——不過也有人在記者會上不抄筆記,一直拿著手機直播而已。

隨著媒體的數量增加,廣告收入當然也分散,記者的薪水自然就愈來愈少。因此,想要聘用經驗豐富的記者,想必也是愈來愈難了吧。我的印象中,台灣的電視台記者幾乎都只有年輕世代,年輕記者經驗不夠,記者的數量也不多,所以每次都沒有辦法採訪到深度現場。

結果,就造成媒體除了特定政治立場外,報導都寫得大同小異。隨著新型態媒體的加入,本來可以期待報導內容更多樣化,結果只是造成每個記者質量與採訪環境愈來愈不好,所以結果來看,台灣媒體報導的質量依然持續呈現低下的狀態。

我認為現在台灣媒體應該追求的,不是再把報導機關不斷細分,應該要壯士斷腕,進行重整跟統一。隨著網路世界普及,不只是台灣媒體的型態在持續改變,日本也是有報紙、電視台等既有媒體的訂閱、收視率下滑現象,台灣與日本都面臨著愈來愈險峻的經營環境。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日本的既有媒體,在報導的質與量上不會失去其優越性。而台灣相當優秀的網路媒體記者,應該也都是從既有平面、電子媒體出身的記者。

台灣當然有其傳統的藍綠對立,這版圖也延伸到了報導機構。事實上日本近幾年也面臨政治對立激化,新聞報導機構的政治姿態產生兩極化的現象。我想將這樣的形態稱作「日本社會的台灣化」。政治與其有關媒體報導上的現象,台灣在這部分其實比日本還早發生了,所以,我期盼在新聞業界的改革上,台灣一定要比日本更早跨步向前行。

(原文授權轉載自「卓越新聞電子報」。)

台灣的採訪現場,記者及電視台攝影的數量相當多。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台灣的採訪現場,記者及電視台攝影的數量相當多。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 文:田中靖人,日本《產經新聞》前台北支局長、資深記者;譯者:鄭仲嵐,駐日獨立記者、Nippon.com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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