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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關何處?KANO與集體記憶

圖/威視電影提供
圖/威視電影提供

當然,嘉南大圳是1930年完成,比起嘉農揚威甲子園的背景早了一年。八田與一和當年選手的邂逅,當然更是劇情浪漫化的產物。錠者博美到底有沒有到過嘉義?一點也不重要。這些敘事就如同電影中的字幕刻意以日文「野球」而非「棒球」一樣,都是KANO這部電影裡,透過突顯嘉「農」、「野」球與嘉南大圳的意象,連結棒球這運動與台灣這塊土地的操作。

所以必須先釐清的是,社會集體記憶與歷史是不同的,歷史強調的是真確性,但那是歷史學家的職志,然而,屬於大眾的集體記憶卻與史實的真確性沒有必然關係。集體記憶可能是片段的、選擇性的、穿鑿附會、甚至從未發生過的,媒體的再現強化了歷史與集體記憶的差異。美國紐約州的古柏鎮(Cooperstown),與棒球起源天差地遠,但卻是百年來美國共同記憶裡,棒球浪漫主義下難以動搖的伊甸園。

臺灣的運動集體記憶中,我們選擇記憶了打赤腳、以石為球的紅葉,摒棄了超齡與冒名的不堪紅葉;七虎也往往被遺忘在巨人與金龍之間;KANO這部電影,相信也是未來許多人對於1931嘉農甲子園歷史的集體記憶,甚至取代紅葉成為台灣棒球起源的浪漫想像。但別忘了,在KANO裡,我們選擇記憶吳明捷、而非陳耕元,貫穿全片的三族共和的訊息,也必然掩蓋了族群衝突的痕跡。訊息的產製與傳播中,個人選擇的理解與記憶都是不同的,愉悅與光榮可能被強化,反之痛苦與羞辱卻可能被壓抑;而在臺灣的社會記憶中,屈辱也可能被操作,1931嘉農在冠軍賽的落敗,當然也可以詮釋為「贏」得亞軍。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儘管馬志翔與魏德聖的作品(乃至於所有以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再怎麼強調忠於史實,KANO作為一個電影作品與歷史就不能相提並論,紀錄片況且都有選擇性敘事的成份,更何況是一部劇情片?從分析集體記憶的角度,我們該更去理解KANO在此時空拍攝的意義,大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漸漸在這塊土地上蔓延下,棒球作為區隔兩國鮮明標記的國球,卻始終欠缺一部建構集體記憶的文本,但是一些人台灣人誤把紅葉當成世界冠軍,知悉陳智源許金木的人數可能遠不如Jeter和Rivera的歷史空缺,嘉農絕非台灣棒球的伊甸園,但KANO可以是運動電影作為集體記憶的重要標竿,藉此映照出你我認同建構的線索。

也正因為這是集體記憶的建構,KANO觸動了台灣族群認同的敏感神經,正因為它所發生的時空背景。無疑的,日本是台灣社會顯著的他者,卻是極端的他者。對一群人而言,他是台灣現代化基礎建設的源頭,因此帶著後殖民「那個美好年代」的依戀;對另一群人而言,卻是軍國主義與殘暴的「狗日」,一看到旭日旗、聽到台灣人講日語就難以下嚥,把棒球追溯至日本殖民時期的根源,甚至歌詠那「美好的年代」必然使得這些人坐立難安,當帶給他們多少美好回憶的國球卻是源於贏下甲午戰爭的「狗日」時,那是一個認知多難以協調的概念?

但,我們是否只能依此粗暴的二分法來建構彼此的認同?棒球之所以是台灣的國球,就在於它可以是超越族群的符號,1930年代下的台灣就是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不管你喜不喜歡,旭日旗、日語、霧社事件、嘉農、棒球,都是那個年代與這塊土地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以葉啟政的話語來說,那是一個「搓揉摩盪」、「正負情愫交融」的過程,而非一刀兩斷如此簡單,魏德聖不同作品中的史觀及認同,不是、也不該被單一解讀的。

KANO的片頭與片尾,彷彿象徵著屬於台灣棒球的故事。它,始於戰爭,最後,殖民者走了,只留下一顆投手板上的棒球,關於它的故事要怎麼述說?希望KANO只是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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