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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O熱血野球外的歷史扣問(上):殖民現代性的人本辯證

圖/威視電影提供
圖/威視電影提供

「吳,讓他們打,投直球讓他們打,讓我們來守!」

才剛因為吳明捷手上沾滿血的球紅了眼,這句話的擔當,硬是把我戳到淚水潰堤。心中波濤,更隨著接下來球員們一次次大喊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歡迎光臨)撲身救球的鏡頭,一圈圈放大。我偷偷瞧了身邊的父親,抿著嘴的線條也有藏不著的激動,後頭只看見一整排觀眾都在啜泣。

之前第一次看到電影簡介,查了1931年嘉農這個從菜鳥隊伍,一路打進甲子園的熱血故事,就很吶悶KANO將如何呈現最後「反高潮」的0:4?我確實想像不到,電影能把敗仗拍的那麼有高度──在逆境中導演讓我們看見不放棄的意志、看見韌性、看見團結與擔當,看的比一連串「爽度爆表」的勝利更讓人肅然起敬。

感動、熱血!這是部好看到爆炸的電影。走出電影後回想,我們可以輕易辨識出許多「運動成長故事」的共有元素。例如失意的鐵血教練、雜牌而受人篾視的隊員、慧眼挖掘的天才、眾人的覺醒成長,以及讓人震攝的奇蹟表現等等。此外,也不乏運動上的眉角(動作戰術等),抽象運動精神態度的刻畫(攻擊如木、防守如草。球魂),團結鬥志等讓人激動的橋段。在這層意義上,KANO就是部電影棒球版的「灌籃高手」。

把一個「運動成長故事」拍的生動精采,本身即值得喝采!在這個層面上,懂棒球的導演馬志翔居功厥偉。

不過這部電影更深刻的價值,卻是透過一個精采故事,帶台灣社會去重新認識,日本殖民歷史的「一個側面」。若放在監製魏德聖的創作軌跡中觀察,這個新加入的側寫,有充足潛力能帶出許多意義深隧的歷史對話。這層意義定錨的精準,有魏德聖的清晰風格,也因此,許多人仍下意識地把KANO視為「魏德聖的電影」。

本文分上下篇。上篇將先從魏德聖圍繞「台日殖民連帶」的創作脈絡,討論KANO的角色,並從而凸顯出,電影中「1944錠者來嘉義」這條側線的關鍵意義。接著將指出《賽德克巴萊》與KANO的密切關係,並將之詮釋為,魏導從「人本」角度對「殖民現代性」開啟的意義辯證。下篇則將在台灣認同政治的脈絡下,討論並反駁「KANO侵蝕台灣主體性」的批評。我將論述,魏德聖的系列創作如何「強化」台灣主體性,以及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主體性。

● 魏德聖的創作主軸──台日殖民連帶

從《海角七號》到KANO,魏德聖的創作軌跡,一再帶領台灣社會回訪那些,曾被刻意遺忘的台日殖民連帶。《海角七號》用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兩段愛情,用一段輕喜劇,溫柔帶出當年台灣易主的大歷史,在小人物身上留下的傷痕遺憾。貫穿全片的情書,訴說的不只是日籍老師對台灣女生的愛,更是日台之間被歷史硬生生一刀劃開,血淋淋的眷戀不捨。

《賽德克·巴萊》則以霧社事件中的壓迫衝突為題材,以史詩格局的大製作,凸顯出殖民/被殖民者關係的複雜層次,如原民警察花崗兄弟的認同拉扯、道澤群對莫那魯道的反叛,與傲慢/善良無辜的日本人。更深層的,是該片帶出殖民政府「現代性/文明」與賽德克族「前現代/傳統」間的辯證。在此核心向度上,魏導從來沒有選邊表態,而是交錯地深描兩邊理解的世界。例如他一方面毫無保留地刻畫霧社屠殺(或日軍反撲)的血腥、許多日籍(或賽德克)死者的無辜,一方面又從賽德克信仰(或殖民理性)脈絡,讓這一切顯得合理而神聖。

對比之下,《KANO》改說一個溫馨燦爛的故事,故事中有進藤兵太郎點石成金的啟蒙,有木瓜先生改良農業的單純執著,有八田與一福國利民的嘉南大圳與瀟灑笑容。雖然當中也穿插著官員與記者對台人(漢/蕃)的歧視,但總不過是襯托幾個日籍主角光暈的龍套。而在主要場景嘉義,我們看見地標水池的漸次完工,看見商家引入新科技產品(收音機),看見台民日人的融洽相處,整個社會欣欣向榮。而整全片以日本(殖民秩序的核心)的高校棒球甲子園,作為界定成功的奮鬥目標,也難怪有人光看了預告腳本,就咬定本片犯下「美化殖民」的大罪。

我認為這類論斷無法成立,理由有二,將於接下來兩段討論。

● 關鍵側線:錠者博美的「嘉義行」

理由一:這些批評忽視電影中的平行側線,「1944錠者博美嘉義行」的關鍵地位。

錠者博美,是嘉農在1931年甲子園擊垮的札幌商隊投手。劇中對他賽前旁觀嘉農吳明捷投球的恐懼、賽中被徹底擊潰,乃至後來轉向欽佩嘉農的心理轉折,有深刻著墨。1944年成為日本軍官的錠者,在派赴南洋戰場途中,路經嘉義,特別趁裝載軍備的空檔,走訪當年敵手嘉農的練習場。他看到破敗的球場,詫異地說了「看起來也不怎麼樣嘛!」看似輕蔑的語氣,反襯的是內心對嘉農「竟能從這種克難環境,鍛鍊出那樣恐怖實力」的深刻敬仰。正因如此,他才會把自己珍藏的幸運球,留在投手丘。

其實,這條線完全抽掉,也無損本片核心的「運動成長故事」。甚至在這部處處講究考證的電影中,這大概是我最不確定真實性的一段(我目前還沒機會看到任何關於錠者生平的資料)。然而,當我們拉到第二層意義脈絡來看,這條側線對全片結構有兩個重要意義:

一、全劇在台灣的教練、球員、或收聽收音廣播的嘉義鄉民,其努力與關注的方向,都仰望著殖民母國宛如聖殿的甲子園。唯有錠者的嘉義行,代表一位來自帝國中心的日本人,對邊陲屬地台灣的嚮往。正是在這條側線,創作者用錠者對台灣的追尋與敬意,平衡了主線中台灣對日本的「仰望」,所構成的權力階序。

二、相對於1931年的和樂昇平,1944年的畫面,充滿了戰事的壓抑與焦慮。我們看到兵荒馬亂的基隆碼頭、四處橫行的軍人,看到被徵召赴南洋作戰的高砂兵,看到嘉義街頭四處懸掛的動員標語。若主線的溫馨振奮,代表日本殖民的恩澤,側線便是帝國野心帶來的代價。本片正是用這條側線的苦澀,去平衡、反襯主線故事(那種追不回的)的甜美,帶出關於「殖民經驗」的辯證,賦予其一種複雜深刻的滋味。

批評者或許仍會覺得,兩條故事線輕重不一,代表魏德聖的「偏見」。可只要去回想《少年Pi》中交疊的三層敘事,就會知道,電影中相對精簡的平行敘事,不一定比較不重要。李安說了一個美麗迷幻的故事,隱喻了一個可能殘忍而令人不忍追想的文本,在給觀眾滿滿的視覺饗宴之後,後勁十足地質問我們對真實的想像。魏德聖勾勒一段甜美動人的1931,卻穿插著相對殘忍不堪的1944,在給觀眾三小時的熱血感動後,用沈澱後的複雜滋味扣問,我們對殖民歷史的記憶。

● 賽德克vs. KANO:殖民現代性的辯證

理由二:該些批評忽視了KANO與魏導其他作品的關係,特別是《賽德克巴萊》。其實這兩部片內涵高度相關,在創作時序的緊鄰也非偶然。我有時甚至傾向把它們視為「一組」作品,絕對不像有人評論的「KANO忘了賽德克」

首先,兩個故事時間場景的緊鄰。霧社事件發生在1930年十月,嘉農則是1931年夏天打入甲子園。當兩個故事因為魏德聖被串起來時,我們或許會想到:當日本戰機以違反國際公約的燃燒彈,讓賽德克戰士血染馬赫坡的同時,西南方約一百公里的嘉農球場上,進藤教練很可能正帶著台灣子弟從棒球中脫胎換骨。

其次,兩部電影主題歧異,核心主旨卻都是帝國秩序下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引起的影響與反應。所謂「現代性」,是指隨科技/工業革命、資本市場制度、現代政體的發明以來,社會發展出種種「不同於傳統社會」的特質。歷史上現代性的崛起傳播,又跟殖民主義緊緊交纏;一方面是殖民擴張賦予歐洲邁向現代化的資源,一方面亞非等地往往是透過「受殖經驗」,第一次認識現代性。這種關係,常常造就「受殖者」面對「殖民者」的矛盾情結,一方面仇恨殖民者的侵略壓迫,但另一方面,又不免緬懷其帶來的啟蒙與現代。

魏德聖先後拍出的賽德克跟KANO,正是用強烈的對比,凸顯殖民經驗的複雜多元,並帶出對「殖民現代性」的辯證。

KANO主線說的是陽光燦爛的一面,其描寫殖民體制下的日籍專業人員,或透過水利工程、農業研究、競技運動來「啟蒙、建設」台灣社會。溫馨畫面中,貌似肯定殖民歷史對台灣現代化的貢獻。

但回看《賽德克》,我們卻又看到日本表彰「現代」的理蕃政策,對原民「傳統」信仰文化的壓迫,最終導致大規模反撲、殺戮與死亡。血腥的畫面,一再逼觀眾反省殖民者高舉的現代文明,面對原民文化的傲慢與盲點。

到了KANO副線,則進一步帶到帝國想像下,運用戰略思維、部隊組織,與軍事技術發動的「現代戰爭」,如何讓身為受殖的台灣人,甚至殖民母國的日本人,都經歷到命運被拖著走的無奈。(最後這條側線還沒充分展開,或許魏導接下來會籌拍一部新片,關注太平洋戰爭下的台灣?)

● 人本主義的歷史凝視

那這兩部電影到底對「殖民史」(或對「歷史」本身)展現什麼態度?我分三點摘要我從個人觀影經驗的感受:

一、兩部電影都有對關鍵當事人心理的豐富側寫。即便電影充斥從殖民者或受殖者的角度,以族群、地區、國家為主體的各種敘事(賽德克族、道卡社、大日本帝國、南部、嘉義、台灣),卻都凸顯出集體敘事框下的「人」,面對這些敘事框架在主觀層面的追求、信仰、懷疑、掙扎、抗拒。

二、因為重視個人體驗的主觀意義,其創作也呈現「不同人分歧的記憶/評價」,以及相同身分的不同個體,在作為態度的差異(例如殖民者的傲慢與謙卑)。這種對歷史真相與記憶複雜性的溫柔提醒,拒絕了任何「以單一視角化約歷史」的扁平敘事。因此他不但用一系列電影,逐步刻畫殖民歷史的不同面相,在每部創作中,也堅持以翔實考證、多種角色交織,去豐富觀眾的歷史想像。

三、這種對意義複雜性的承認,也伴隨一種對劇中人物溫情的倫理凝視。這種對人物的溫情包容,早在海角七號的評論中就有人指出。而在後兩部電影中,雖不乏某些扁平的小卑小劣與傲慢(例如KANO中嘉義教育局長官,賽德克中虐打原民的日本士兵)但關鍵角色中很少出現真正讓人痛恨的反派。即便是主角的敵手,也刻畫了他們心中使命的神聖性與恐懼,讓人能理解。

這三個特色──關鍵人物的心理側寫、對歷史真相與記憶複雜性的提醒,與對主要角色溫情的倫理凝視,使得魏德聖的歷史電影富有濃郁的人本色彩,迥然不同於那些在國家民族大義下拍攝的,旨在召喚認同、提昇同仇敵愾的愛國歷史電影。兩者差異,約略對應到我針對歷史課綱爭議,在〈我們為何學歷史〉一文討論過的「人本史學」與「國族史學」的對比。

(待續。下篇將討論,魏德聖電影中的「台灣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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