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理論，與台版「非暴力抗爭」

最近見證台灣一波波「非暴力抗爭」引起的爭議，讓我重溫了「印度聖雄」甘地留下的行動與理論。關注焦點，是其關於非暴力抗爭論述中的關鍵詞，Satyagraha。

●甘地的理論典範 Satyagraha

本字是甘地自創，結合了梵文的satya（真理）與 agraha（堅持），意指透過某些和平、非暴力、非強迫的手段，凸顯「某種真理的堅持」，以求轉化「包含對手在內的」人心，超越原本的衝突對抗。在這種途徑中，運動者並非將對手（opponent，當時指英國殖民者）視為仇敵，而是要去感化的對象，是共創理想未來的合作者。

甘地在1930年曾對Satyagraha提出一系列準則，例如：

─ 放下憤怒，但要能對「對手的憤怒」感同身受。

─ 不報復對手的攻擊或懲罰；不因害怕攻擊或懲罰，臣服於（自身的）憤怒。

─ 不詛咒、賭誓。

─ 不羞辱對手或其旗幟。倘若他人羞辱你的對手，也要以性命捍衛對手。

─ 主動配合（不抵抗）逮捕行動或私人財產沒收。

─ 若入獄，遵守獄方規定，不求特殊待遇，也不為了「無涉尊嚴的」小節而絕食。

─ 不要造成公開爭執，也迴避可能造成公開爭執的場合。

從這些原則可看出，甘地所謂的「非暴力」，不只是拒絕丟石塊、汽油彈、武裝抗爭等具有「物理攻擊性」的行動；也包括在言語與姿態上，拒絕「詛咒、賭誓、羞辱」，等具有象徵性的挑釁，迴避「公開爭執」等將導致衝突升高的場合。甚至在面對逮捕入獄，他要求追隨者「不抵抗」並「遵守獄方規定」，以避免對手從小節作文章，詆毀運動者形象。而最根本的是，他連「憤怒」── 一種只藏在內心的暴力，也拋棄。

這是種充滿慈悲的取徑，需以智慧超越人類「恐懼、憤怒、攻擊」的生物天性。選擇這條路的人，相當程度是需要有宗教式的信心與修煉。我不知道當年在印度，甘地是否也曾引起「軟弱空想、緩不濟急、成為殖民統治者幫凶」的抨擊。不過一如「北風與太陽」，歷史上正是這種柔軟而堅定的道德力量，引起廣泛追隨、造成對手汗顏，最後迫使殖民統治者退讓。

●台版的非暴力抗爭

回看台灣最近抗爭風潮，在「非暴力抗爭」的大旗下，看不到石塊、汽油甚至雞蛋攻擊。但我們確能看見，各種憤怒的情緒積累、對執政者各種（有創意）的羞辱、對公權力的挑釁對抗、對公開衝突的策略性炮製。單以目前的反核運動，我們也聽見「林義雄倒下，革命的號角就響起」的呼籲，以及「如果我有不幸，是掌權者殺了我」的條件式控訴。對照甘地對「非暴力」的標準，這些情緒、語言、象徵行動上的衝撞元素，都能視為某種形式的「軟性暴力」。

不可諱言，一定程度的暴力衝撞在運動策略上有效！在媒體失能的台灣，「沒有衝突、沒有關注」，幾乎是運動者的常識。面對現實：如果沒有318佔領立院，沒有324衝撞行政院，反黑箱服貿運動不管如何「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可能積蓄那麼大的社會動能。甚至近年，還曾浮現自我標記為「暴民」的青年流行文化。

只是當運動中舉起「非暴力抗爭」旗幟，也確實排除攻擊性的「硬性暴力」，我們不能無視，台版的非暴力抗爭仍然保有、甚至是鼓勵，許多情緒、語言、行動上的「軟性暴力」。而我常覺得，也正是這些「軟性暴力」元素，讓社會上保守社群難以放下心防，敞開心胸去理解、認同抗爭者揭櫫的價值。

誠然，甘地理念有一種宗教式的情懷。沒有人能去「證明」，這種路徑適用於其他社會，其他歷史情境。例如質疑者可以輕易主張：甘地的成功，一方面來自於印度特定的宗教背景，二方面來自於英國殖民者身為「先進國度」在文明上的自負矜持。回看台灣，或許有人主張台灣社會需要更有「戰鬥力」的抗爭模式，或認定國民黨體制的「邪惡」與「不文明」連當年英國殖民政府都不如。這些議題，都還有許多可以爭辯的空間，也非這篇短記能充分討論。

●小結：暴力的消弭或承認？

本文勾勒甘地論述，旨在提醒倡言「非暴力抗爭」的朋友去想想：我們口中的「非暴力」，是否應如甘地所倡議，也包括放下內心憤怒、言語上的奚落羞辱、行動上的挑釁衝撞？如果沒有，那這些言語情感姿態上的「軟性暴力」的必要性為何，又將影響運動與社會的連結？如何在當前的行動文化，與「非暴力」的標籤中，找到運動哲學的一致性？是否能續用「非暴力抗爭」大旗，而不顯得虛偽？

說到底，在爭取社會「關注」與「認同」間，「暴力」一直是運動者不好拿捏的利器。若不走宗教家「兼愛非攻」的路線，或許承認行動主義中某些暴力形式，還更坦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