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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辯論缺席的氣候政治

圖/歐新社
圖/歐新社

27號下午登場的總統候選人辯論一開場,宋楚瑜就把氣候急遽變遷帶給的「常態性天然災害」,列為台灣六大挑戰之首。可惜,這是整場辯論中碰觸氣候議題的唯一一次。

氣候議題在這場辯論的缺席,不免讓人擔心。畢竟十七天前,甫落幕的巴黎氣候峰會上,各國政治領袖才奮力縮小歧見,跨過六年前在哥本哈根跨不過去的障礙,簽署足以牽動人類命運的減排協定。而即便台灣仍非締約國,要能成為國際社會認可的夥伴,終就不能無視新浮現的國際氣候治理框架。台灣的產業、能源、稅制等政策,遲早得隨之調整。

不過回想會議期間,臺灣媒體熱議的是王如玄買了幾戶軍宅,賺了多少不義之財。當時「環境資訊中心」戮力發出的四十二篇連線報導,平均每篇點閱數沒有破千;udn global 轉角國際刊出的COP21專題的六篇專文,除了藍之青的〈後《京都議定書》的時代轉捩點〉一文引起較多注意,其餘每篇也僅兩千多人點閱。

即便我們已經連續多年,不斷見證創記錄的氣候災害;即便,今年到了冬至,還有在夏天的錯覺。台灣的現實是:我們從打臉政治人物得到的情緒高潮,遠遠壓過對如同氣候這種漸進、深遠議題的關注。

總統候選人辯論的那天下午,我恰好有機會問到《海平面上升最前線.吐瓦魯》的作者吳郁娟:吐瓦魯國作為可能率先被淹沒的島國,其國民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態度如何?她反問「你想想台灣人的態度吧。如果海平面上升,台灣西半部有可觀面積也將淹沒;其實面對暖化台灣也很脆弱。但台灣人有因此比較關心嗎?」

我默然。

▎氣候政治的變遷

碰到吳郁娟的場合,是我協助CNEX紀實頻道規劃,跟《報導者》與環境資訊中心合辦的「COP21巴黎峰會:氣候政治與台灣」講座。講座安排了三位巴黎峰會的親臨者,與兩位台灣環運界領袖與會分享,並邀請《報導者》共同創辦人張鐵志主持。地點在敦南誠品一樓,一個川流人潮不難見到的角落;時間則恰好排在總統辯論的那個下午── 這是個意外,但回想起來顯得饒富深意。

「氣候政治」一詞,台灣人或許仍感陌生。不過正如首位與談人、台大政治系林子倫副教授指出,從1980年代溫室效應被注意以來,「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早已從一個「科學議題」,轉變成為各國角力責任分配、解決途徑的「政治議程」。

林子倫當天替大家扼要勾勒了京都協議簽訂以來,全球「氣候政治」格局的幾大挑戰,接著指出這次巴黎協議得以簽成有四大因素:一、美國(最大工業化國家)、中國(最大發展中國家)、法國(主辦國)這次都展顯承擔領導責任的意願;二、用由下而上的「自願性減碳目標」機制協調責任分配;三、與會者具體承諾成立「氣候資金」,協助技術發展與氣候調適需要的融資;四、協議採「法律約束力彈性設計」,以適應各地實際狀況的分歧。

他進一步預言,巴黎氣候協定簽訂後將出現五個重要趨勢,包括:排碳定價(有價化)的時代來臨、能源結構轉型、城市或地方治理機構重要性的提升、化石燃料補貼政策的終止或改革,以及氣候議題與其他人權正義議題(例如世代、性別、原民、區域)的結合。

「在氣候危機與能源安全的挑戰下,全球正進行一場以低碳發展為核心的革命!」林強調,台灣需要的不僅僅是「減碳」,而是整體的「國家氣候戰略」;這涉及政府多部會(如環保、能源、產業、財稅)、多層級(中央、地方、城市)的整合,也需要社會各界參與。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巴黎峰會的現場見證

不可諱言,台灣面對全球氣候政治的陌然,需歸咎於我們在國際上並未取得完整國家地位造成的孤立。畢竟從京都、哥本哈根、德班到巴黎這一系列氣候談判中,台灣總是沒有加入協商締約的資格、難以獲知最新資訊;社會更難感受到「氣候談判」的脈動。

這天有幸,第二位與談人吳郁娟,因為過去在土瓦魯擔任過兩年環境志工,今年獲邀加入土瓦魯代表團,得以近距離見證談判過程。在她的生動描述下,我們才知道,因為各方均有在會議結束前完成談判的壓力,所以談判中都派出三位代表輪番上陣,過程宛若漫長的接力馬拉松,24小時不間斷進行。談判過程聚焦於協議本文,關鍵字詞的納入微調均需經過多方斡旋;漫長而無聊的過程中,也不時爆發高張力的言語衝突。

「為何人們懼怕恐攻、卻無視氣候災難?」郁娟用土瓦魯總理 Enele Sopoaga 在會場演講中說的這句話,帶出該國的核心主張,包括「達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每五年回顧減緩成效、控制全球昇溫1.5度,以及建立氣候資金以及災害損失賠償制度」。這幾點,也是「小島國聯盟」(AOSIS,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四十四個成員國或觀察國中的心聲;而當中,有許多島國又恰好是台灣的友邦。

而代表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出席的李冠億,則接著用大量活潑的影像記錄,描繪出這場峰會中的「青年參與」。他指出,相對於各有政治或商業盤算的「大人們」,青年的行動,往往更基於純粹的價值理念;其也反映了環境污染「前人造業、後人承擔」的世代不正義。

主辦峰會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祕書處,在政府代表的正式談判之外,也有九個常設平台,提供世界各地利害關係團體與公約祕書處的對話平台──包括面對商業與產業界的 BINGO、學術教育界的 RINGO、城市與地方政府的 LGMA、環團的 ENGO、工會的TUNGO、原住民的 IGO、以及面對全球青年團體的 YOUNGO 等等。這次氣候峰會前,全球各地的青年團體考量來回巴黎的交通負擔,更自主分別在九個地方先舉辦地區性的青年會議(Conference of Youth, COY),擴大參與、彙整意見。

李冠億參加的YOUNGO,全球有一千多個年輕人參與,在會議期間討論串連、遊行造勢,熱鬧活潑。不過當中「亞洲青年」只有四十多位,對比之下,這次或因由法國主辦,來自非洲大陸前法屬殖民地的年輕朋友還為數不少。李冠億認為,亞洲青年人數的弱勢,不僅反映出亞洲在地理上的邊陲,在國際政經角力的邊緣,也肇因於亞洲本身內部的異質,與共識的困難。

其實不只亞洲,連台灣自身對於「COP21是什麼,台灣可以做什麼」也欠缺思考,遑論共識。李冠億也反省到,整個過程中身為台灣青年代表的「欠缺著力點」。而這就連結到最後兩位兩者的觀察。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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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媒體觀察與政策方向

最後分享的是兩位環保運動的老將——環境資訊中心主任彭瑞祥,以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賴偉傑。兩位分別從媒體觀察跟政策分析角度,把焦點拉回台灣。

彭瑞祥在環境資訊中心服務十多年,他基於自身多年觀察,指出「國際氣候議題」的傳播在台灣社會持續弱勢的處境。「當全球在暖化的時候,我們的媒體溫度計是失靈的,」他下了這樣的註腳。只有當新聞勾動檯面上的政治爭議時(例如扁政府時代李遠哲「核能減碳說」),或是出現如裸體抗爭之類的花邊時,才會稍微引起關注。

在這樣的脈絡下,他認為這次主流媒體對COP21,已顯相對關注。可惜許多報導都聚焦在枝節瑣碎的花絮,例如國籍、護照、名稱等問題,或是空泛的「前進聯合國」之類的敘事,罕有涉及真正核心的,會議的「談判過程」跟「文本意義」的報導分析。面對主流媒體的不足,環資這次跟台達電基金會的「低碳生活部落格」、美國環境媒體ENS合作,推出42篇現場與編譯報導。然而一如本文開始提到的,社會關注仍有落差。

壓軸的賴偉傑只用了一張投影片,卻提綱挈領地勾勒出一張台灣全方位的行動藍圖:

首先,他將市場機制視為前提,主張應透過「能源稅、檢討補貼」等措施,將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變成企業決策帳面上的數字;並透「資訊充分揭露」讓重視環保責任的優質企業,能將其努力轉化為市場利基。

其次,針對「自願減排目標」的訂定,他強調需要充分的「公民參與」。公民參與,不僅僅是匯集意見,讓台灣的目標設定能更有民主基礎,更是一種召喚民眾「共同承擔」的必要過程。

再者,有時「城市」比「國家」是更重要的行動單位。不管是人類社會的降溫節能,或是極端氣候(如大雨洪水)的調適,城市空間的設計再造都有重要角色。凸顯城市層級的能動性,更能透過國際城市網絡的參照學習,協助基層公務員豐富「治理可能的想像」。

最後,賴偉傑強調,面對「氣候變遷」我們要的不只是減碳,而是涵蓋能源、防災、住居地韌性、極端氣候調適等的「系統變遷」。這種變遷需涵蓋全國,但需本於社區層級的行動,且牽涉到包含企業、消費者、農民、工會等多方行動者。他特別以歐洲卡車司機工會爭取減少「長距駕駛」,連帶使企業在遠距運輸改用火車、船運等「相對低碳」交通模式」的例子,說明針對勞動條件的抗爭,何以可能連帶提高環境有善性。

他甚至呼籲大家想想,「如何協助我們的邦交國面對氣候災難。」

▎代結語:台灣還能躲多久?

從國際氣候治理架構的變遷、峰會現場不同角度的見證,到台灣氣候議題的媒體觀察與行動方案── 27號下午這場講座,讓與會與場邊駐足聽眾,看見「氣候政治」的形貌與台灣的連結;也彌補的同時舉行的總統大選辯論中,欠缺的一片視野。

其實,在目前浮現的國際氣候治理框架中,台灣還能免於某些壓力,正肇因於我們國際地位的孤立曖昧;因為中國在聯合國架構下代表臺灣,也連帶把我們排碳的帳一併擔了。我們尚未面對實質壓力,所以能這麼無感甚至驕傲地擁有,全球排碳領先前茅的工業廠區與電廠。

倘若爭取台灣主體地位與擴大國際參與,確是台灣社會共識,我們也更該努力跟上變動中氣候政治格局,以最國際標準扛的起自己的業。千萬不要有天發現,追求獨立自主的最大阻礙,竟是高額碳稅。

註:本座談的影音記錄將會於MOD CNEX紀實頻道完整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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