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人／公投結果「不符民意」——為何我們還需要公投？
2018的公投與大選投票已經結束。不管是選舉前假消息流竄、民粹式宣傳、易產生歧義的公投題目、資金影響宣傳比例；或是選舉當日發生投票與開票同時進行、某些票所並未逐張唱公投票等選務瑕疵，隨著政治實證研究逐漸增加，「公投是否能夠反映選民偏好」的問題也逐漸浮上檯面。許多人不禁開始懷疑：
我們是否需要公投？
公投未必能契合多數偏好，卻幾乎肯定會造成實質傷害，公投是否值得用來解決民主社會的重大議題，仍需要探問。但我認為，公投的正當性並不在於它是否能夠反映出選民的偏好，而是在於它能否滿足人類參與政治的需求。在找到其他方法滿足這種需求之前，也許我們可以繼續舉辦公投，但也需要思考其他方法讓公投結果有轉圜空間，並面對與解決公投造成的傷害。
本文將針對公投的三個面向：提供政治參與、契合多數偏好、修復心理傷害，試圖思考可行的改進方向。
公投的價值不僅限於投票結果
公投是多數決，不過公投結果不一定真的符合多數人的偏好。與其說公投是「大型民調」，不如說公投其實更接近「選戰」。選民的投票意願、選舉操作、各方資源差異等等因子，都會影響公投結果。
日前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老師就引述貝拉米（Richard Bellamy）的著作指出，選項有限的公投可能比代議民主的結果更偏離多數選民的偏好。以之前的英國脫歐公投為例，公民可能因為無知、資訊錯誤、被操弄，而投出偏離自己意志或偏好的一票，之後又後悔。
但也正如謝老師在文中所言，公民投票的價值不僅限於投票結果，因為某些問題需要取決於「人民意志」，才具有普遍的規範力。同樣地，我也認為我們不應只以投票結果來衡量公投的價值。
一、公投能夠滿足人類政治參與的需求
公投過程中的宣傳、論辯、投票等行為，本身就是全民參與政治的動力與途徑。自古以來，參與政治的權利通常都與社會地位相關；到了今天，若特定族群無法參與政治，這除了讓他們的權益難以受保障，也會讓他們感到屈辱、不被社會接受。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政治參與具有某種難以被取代的價值。
如前述，雖然代議政治的效果可能比公投更契合多數人的偏好，但政黨、代議也不足以讓人民寄予信任，因而人民認為自己投票才最可靠。人民的這種反應不見得合理，其詳細原因我們可能也尚未掌握，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若多數人的參政慾望沒有被滿足，就會得到負效用，並因此對社會不滿、讓社會不穩定、導致政治動盪。
政治參與是一種真實的需求，無論是否舉行公投，我們都必須回應這種需求。
二、增設配套制度，降低公投違憲及偏離選民偏好的問題
目前大多數人可能還在嘗試學習公投，這個階段必須更認真研究，代議與公投對民意的契合程度各自有多高；也需要知道假資訊與題意不清等問題，究竟對公投在民主社會中的正當性造成多大衝擊，藉此避免未來的公投成為有心人士刻意用來歪曲民意的工具。
實務細節上，我們也得知道，選票的張數與資訊量大小是否會因為認知負擔（例如候選人太多或選票太多而不知如何選擇，或者公投題目難以理解而無法投出契合己意的選項），以及排隊投票時的心理而影響公投結果。
另外，憲政體制讓我們需要有固定方法來處理可能違憲的公投題目。例如在公投題目決定前，針對題目進行違憲審查，避免浪費社會資源在沒有機會實際執行的公投案上。或許目前選務機關無法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因此我們必須藉此進一步思考選務的分權。
我們也必須正視一個問題：目前的台灣社會如果要捍衛民主，很可能必須允許公民在投票之後重新考慮自己的決定，也就是「反悔」公投結果。這種想法乍聽之下可能相當荒謬，但如果投票結果有可能違反多數選民偏好，那麼要求公民以某一次投票為未來的重大改變負責而不能反悔，反而更為荒謬。
首先，創制複決是要讓公民決定社會的未來，而不是要讓投票程序決定社會的未來。如果投票程序的力量在實證上足以大幅影響結果，我們有理由修正或制衡它。
其次，單一公民或整體社會都是有機體，並非某種決策程序。人的思考會與時俱進，會在時間與錯誤中學習（有時候甚至必須從選舉中學習），以單一時間點的決定來代表未來的決定，在理論上很可能有問題。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也在《人的條件》中提到，政治是一種集體行動，本身具有不確定性，需要能夠允許錯誤，能夠修正、能夠原諒。
但現行的公投流程與設計都欠缺這些條件，導致公投可能讓整體社會被迫接受其實並不認同的結果（最極端的例子是英國脫歐）。我認為這樣的制度違反民主精神。
至於「反悔」要用什麼機制與程序進行，我目前還沒有任何答案。這顯然需要一段時間的研究與辯論，目前比較能夠確定的是，為了防止公投違反民主精神、傷害民主社會，在反悔機制出現之前，我們應思考公投對實際政策的決定力要設到多高，並根據整體社會對公投制度的熟悉度，來逐漸修正其決定力。
三、修復公投造成的心理傷害
這次公投，我們也發現許多選舉常見的問題，包括假資訊、操弄議題、激化對立、增加仇恨等。而同志以及關心平權的朋友，也因為性平相關公投而承受壓力與傷害。
弘光科大護理系劉安真老師的文章整理了美國與愛爾蘭的研究，指出同志在婚姻公投期間的憂鬱與躁鬱比例大幅提升，以及承受更多負面情緒。這類傷害在投票結果出現之前就已造成，因此我們需要更多諮商、心理等相關專業人士去協助修復傷害，並整理歸納公投過程中的傷害程度與廣度。
令人窩心的是，在選舉日之前，就有心理師與關心議題的公民成立了協助性社群提供陪伴，並整理諮詢資源。我們的社會很可能還有更多人願意提供這樣的協助，讓我們願意彼此相信、願意彼此照顧，不需要因為害怕、絕望與受傷，而選擇將權力集中起來交給冷硬強固的制度。
我們也有理由用公家資源支援這種協助。如果選舉和政治造成的傷害，是民主之必須，那應該視為民主政治的固定成本，不應該交由受傷害的個體或者個別的協助者去承擔。
小結
最後，為了讓人民能夠知情判斷，我們也需要更多媒體與溝通管道將這些知識科普傳遞出去，並在未來每一次舉辦公投之前，再次提醒公投的風險與成本有多高，藉此讓提案者思考是否有必要提出公投、讓參與者思考是否有必要連署。
公投能夠滿足的需求與造成的問題都是真實的。與其將公投當成某種找出多數選民偏好的方法，不如將其當成一種滿足政治參與需求的方法，藉此尋找如何在公投之後繼續給予公民反悔與討論的空間，並修復公投造成的傷害。
畢竟人民才是政治的主體，與其說政治問題是要把所有利弊加總在一起，選出當下的最佳解，還不如說是盡量降低長期傷害，增高長期效益，讓整個社會能夠一起走下去。
參考資料
- 漢娜鄂蘭，《人的條件》，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