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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慶樺/不要就是不要——德國修法強化保障身體自主權

德國科隆在新年發生大規模騷擾事件後,科隆知名慶典「女人節」(Weiberfast...
德國科隆在新年發生大規模騷擾事件後,科隆知名慶典「女人節」(Weiberfastnacht)照常舉行,女權運動者透過節慶遊行主張性別自主權。圖為科隆市長Henriette Reker出席慶典。 圖/路透社

7月7日,在歐洲杯德國隊被法國隊擊敗的那一晚,德國電視新聞裡聚焦的卻不是足球,而是聯邦國會通過的一項修法。這個法律擬強化保障女性身體自主權(或者更準確地說,保障任何性別的身體自主權),各媒體均刊出這個清楚明確的標題:「不要就是不要!」(Nein heißt Nein!)

這個修法討論已久,雖有民意支持,但在德國法界、政界、媒體長期激辯下,沒有明確共識,最後才終獲國會通過。

該修法是針對德國刑法第177條、以及其他有關性侵害和性騷擾的條文。第177條規範了性侵害犯行中「被害者的意願表示」規定。原來的條文明訂,性侵害罪行成立於嫌犯以暴力或暴力威脅強迫他人,或在受害者無力反抗下進行性行為——換句話說,只以口頭說不,是不夠的。

這在實際情形上,將造成許多性侵案件,在受害者「只有」口頭表達拒絕情形下,不符合法律要件。

在一次國會專家諮詢會中,婦女救援協會的專家便指出,受害者在性侵發生當下時,只有三種可能性:抵抗、逃離、作死魚狀消極抗拒(wehren, fliehen, totstellen),而警方總是建議最後一種可能性以保障生命安全。可是這樣一來就無法在法律上符合性侵要件,這也是為什麼絕大多數性侵犯都無法被定罪的原因。

修法後的內容為:未來受害者不再需要「積極反抗」,只要「可辨識的意願」不被尊重,就算沒有暴力、或沒有暴力威脅、或並非在無力自保狀態,都是性侵害!換句話說,口頭上說不,也是明確拒絕性行為的意願。

其他修法內容包括:性侵害犯罪倘若涉及群體,群體中某人所犯下的罪行將涉及所有群體成員——也就是說,即使你並未主動參與罪行,只要你對於你的群體他人的罪行坐視旁觀,都將一併被起訴。

此外,性侵害罪也將影響申請居留或已獲得的居留及庇護身份。同時在未來,凡是未取得受害者同意的肢體碰觸,或者在受害者來不及反應的瞬間(Überraschungsmoment)偷襲,都將被歸為性侵害。

這些修法目的是為了強化女性免於受任何形式性侵害與性騷擾,「不要就是不要」,聽起來很理所當然。可是為什麼這個修法會引起這麼多爭議?

▎改變法律的兩個字

事實上,德國國會與行政機關早有共識,修法勢在必行。這有其時空原因:自2015年年底的科隆火車站跨年夜集體性侵事件爆發後,德國人心惶惶,部份民眾與媒體除了指責政府的難民政策不夠週延,以致衍生相關的社會問題;也認為德國刑法對於女性身體自主的保障不夠完整,使得德國女性長期來處於不被尊重的第二性地位。

不過其實早在科隆跨年夜事件之前,司法部長Heiko Mass已經公開表示有關性侵害的條文必須修改得更嚴格,以符合民意。

德國科隆在年初跨年期間發生大規模性侵犯事件,引發群眾不滿於科隆火車站前示威斥責犯...
德國科隆在年初跨年期間發生大規模性侵犯事件,引發群眾不滿於科隆火車站前示威斥責犯行。 圖/路透社

內政部長Thomas de Maiziere(左)與司法部長Heiko Mass...
內政部長Thomas de Maiziere(左)與司法部長Heiko Mass在科隆新年事件過後接受採訪譴責犯行。司法部長Mass主張法律認定身體自主權的條件有修法必要。 圖/美聯社

原來的刑法177條明訂性侵害成立的條件為三:暴力、暴力威脅、受害者無力抵抗。可是2012年聯邦高等法院(BGH)的一個判決,顯示了177條存在著漏洞。

德國模特Gina-Lisa Lopfink被法院認定性侵控告敗訴,並被反控誣告。...
德國模特Gina-Lisa Lopfink被法院認定性侵控告敗訴,並被反控誣告。Lopfink舉起「不要就是不要」(Nein Heißt Nein)的標語,支持身體自主權在法律認定上需要修法。 圖/Gina-Lisa Lopfink臉書

該案件中,一位女性明確對其配偶的性行為要求說不,但是為了怕驚動熟睡的小孩,不敢對配偶積極抵抗。最後本案被判性侵害不成立。

另一件廣受媒體報導的著名案件是模特兒Gina-Lisa Lopfink控訴於2012年被性侵害事件。Lopfink控訴在一次派對中遭2男性下藥、性侵並錄影,在影像中明確看見Lopfink說出「不要」、「停止」,但是後來法院因為驗不出有下藥反應,認為「無力反抗」要件不成立,且Lopfink證詞多有反覆,遂判Lopfink敗訴——檢察官也認為受害者說出的「不要」,不一定是對性行為這件事,也可能是只針對性行為中的某個環節,因此即使說了停止,也可能不影響合意性行為——甚至改判她誣告,罰以24,000歐元。

這起事件被許多推動司法改革的人作為刑法亟需修法的例證,因為受害者明確表示不願,卻仍然從受害者角色變成加害者角色。

聯邦婦女部部長Manuela Schwesig即對媒體表示,在這個案件裡,「不要」已明確表達,而德國刑法面對受害者哭泣、拒絕、卻未抵抗的情況下,竟然無能保護受害者,這樣的刑法實在「太過鬆散」,「早就該修法了,糟糕的是,我們竟然得需要發生Lopfink這個案件,才有契機開始討論。」檢察官Dagmar Freudenberg接受《時代週報》專訪時也表示修法有其必要,「財產被法律保障的程度,都比性自主權被保障得還好」。

於是,在Lopfink事件影響下,政壇與社會開始討論關上這個法律缺口的必要,媒體甚至稱Lopfink喊出的「停止!」(Hör auf!)兩字,使得法律改革得以可能。科隆事件更是強化了民意基礎——司法部長即怒稱科隆跨年夜發生的事情是「文明的崩壞」(Zivilisationsbruch)。

於是今年年初,司法部打鐵趁熱,將草案送交國會。2016年7月7日,國會取得跨黨派共識,推動了這個意義重大的修法。

▎種種爭議:舉證?報復?連坐?

這個修法爭議之一仍在於性侵害罪的舉證問題——性行為這麼私密的事,極難有證人,很多性侵害告訴都是兩造各執一詞,修法後雖然放寬性侵害成立要件,但是如何舉證仍然是困難重重。

而修法後,舉證責任(Beweislast)未改變,仍在於受害者,「舉證責任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可想而知之前性侵舉證困難、定罪困難的情形,未來仍不會有太多改變。

將改變的是性侵起訴會更多,司法單位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嘗試解決難以解決的性侵案件。部份議員原希望推動修法,學習瑞典,讓性侵案的被告也承擔部份舉證責任,但最終沒有取得國會共識。

另外也有來自實務界的反對聲音。在性侵訴訟中,很多爭議來自已分手的情侶,女性為報復男性而提起訴訟,未來將有更多這種濫訟情形,而司法成本將大幅增加。

聯邦最高法院庭長Thomas Fischer在《時代週報》的專欄中,也提出了濫訟的可能性,認為修法把太多灰色地帶的行為視為犯法,有很多是情侶或配偶吵架的報復性興訟,「我們準備要花多少司法成本在可能出現的濫訟?」另外,他也提出,人類的情緒與心理狀態如此複雜,豈是能簡單地劃開合意或不合意?其中有太多曖昧複雜的情境,立法者卻把人類共處模式單純化。

Fischer的質疑確實也有道理,在八卦報上亦可看到性行為當下也許合意,可是事後一方感覺不對、反悔、進而告以性侵的案例層出不窮。

此外,Fischer也認為根本不必要修法,因為並不存在所謂漏洞,現有德國法律系統中已有足夠規範,保障女性以口頭伸張性自主權;例如除了性侵,在對於「侮辱」(Beleidigung)、「性騷擾」(sexuelle Belästigung)等條文中已有相關規範,修法只是特別訂出一個條文,重述早已存在的內容。

同持此說者還有知名的刑法學者Monika Fromme。《世界週報》的編輯Kathrin Spoerr也評論修法毫無用處,因為現存法律已有同樣功能,只是被忽略了,再疊床架屋創造冗長法律條文是錯的。「法律的存在,是為了無論如何都能被貫徹落實。如果法律只存在於文書裡,讓人民自我感覺良好,那麼這是法治國的棄守」。

批評者亦指出,修法使得性侵嫌犯的權利被損害。法治國精神在於不只保護受害者,也確保被告在正當程序中受到公平審判,審判確定前被告不應被視為有罪,但是修法的方向更強調主觀心證,而非客觀證據。德國刑法向來注重「倘有疑慮時必須有利被告」(in Zweifel für den Angeklagten),可是未來性侵害案件的審理,顯非貫徹此精神。

除了修改177條「不要就是不要」條款引來爭議外,其他條款的修改內容,也有一些疑慮。例如如何定義團體犯罪?A與B一起去酒吧行竊,但B在行竊過程中也性騷擾女性,A必須同因性侵被連帶起訴?想當然爾這引起質疑聲音。國會法制委員會主席、綠黨議員Renate Künast便認為,「你不該為了你不曾犯下的性侵害罪而遭受審判」,為什麼我必須為了朋友的性侵罪負責,就因為我袖手旁觀?(也許袖手旁觀在道德上、法律上都犯錯,但與性侵一併而論?)她認為連坐性質的法律,違反法治國原則,也違反憲法。

抗議性侵事件遊行中,許多女性舉著標語:我們不是任人獵捕的獵物。 圖/美聯社
抗議性侵事件遊行中,許多女性舉著標語:我們不是任人獵捕的獵物。 圖/美聯社

▎女人不是獵物

這個修法還有很多工作未完成,未來還有進一步的修訂空間,也許甚至有涉及違憲部份需要釐清。雖然聯邦國會通過了修法案,但仍須送到參議會(Bundesrat),應該還會有好一段時間的討論與激辯。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意義甚為重大,某些國會議員及媒體稱之為典範轉移,確實不為過。

一直以來,女性抗議許多男性將騷擾視為一種騎士般英雄行為、征服舉措、甚至是對女性的恭維,而性侵犯在女性說不要時,也以為是欲拒還迎。如今透過修法,清楚釋出訊息:「不要」、「停止」就是明確的拒絕,沒有任何詮釋空間。

即使如法學專家意見,德國現有法律中已可建構出足以達成修法後效果的條文,「補足缺口」之說並不成立,但是修法之動作仍有強大的象徵作用。

一條明確的法律,讓男性們知道,他們不以為意的一個碰觸、撫摸或偷吻,他們拒絕接受的「不要」訊息,他們配合朋友集體對他人的性騷擾,都將招來國家司法的起訴。修法提醒了可能的犯罪者:即使最後不會被定罪,但是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聘請律師、名譽受損、出庭、審判結束前都處於精神壓力下……)。

自從科隆跨年夜大規模性侵害事件後,德國女性憤怒地站出來,對於長期以來視女性為玩物的男性文化發出不滿聲音,在遊行隊伍裏常常可以看見有人舉著這樣的標語:

「我們不是任人捕獵的獵物!(Wir sind kein Freiwild!)」

Freiwild指的是無主的森林裡的動物,無任何保護,人人得而獵之。這個生動的德文字指出了男女之間的關係,指出了女性在文化中的性獵物角色。

而今立法者決意透過刑法修訂,保障每個人都能擺脫任人捕獵狀態。雖有媒體批評此修法只是讓更多法律存在於文書裡,但我認為,這個修法正可以使法律走出文書,真正推動一個兩性關係中新的文化典範,這是新的刑法177條最大的意義。

科隆新年事件後,民眾聚集在科隆大教堂前抗議性侵犯事件。 圖/美聯社
科隆新年事件後,民眾聚集在科隆大教堂前抗議性侵犯事件。 圖/美聯社

(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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