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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方翔/勞基法只是最低標,政府不能再把人權往下修!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個人看法,目前《勞基法》的修法僵局,有四個可能的解套方式:

  1. 行政院撤案重提;
  2. 立委提再修正草案;
  3. 立法院硬闖關;
  4. 召開全民健康國是會議。

以賴清德院長既無勞權意識又意志堅決,(1)撤案重提是不太可能,而(3)硬闖關似乎是目前走向。但是如此爭議性的修法,要以行政權凌駕立法權的方式硬推,那麼不會只有1223的街頭陳抗,未來,政府將埋下社會動盪的不定時炸彈,付出很大的政治成本與社會成本。

筆者認為,若能在立法技術上,加入為勞工賦權(empowerment)的衡平措施,消弭勞基法「修惡」的罵名,進一步提昇國內勞動人權,才有危機轉契機的可能性。因此應該提出論述,往(2)再提修正案的方式解決。

或者,也可以轉換思維、暫緩修法,由(4)改召開全民健康國是會議,讓全民參與審議式民主,增進社會對話,化解各方歧見達到共識,並把《勞基法》、過勞、健保、長照、社工、少子化、勞動力短缺……等議題,談出一個有格局、有願景的上位綱領,從長遠之計來重新審視勞基法修法方向;還可藉此推動全民勞動教育、提昇國內人權,這才是有仁德的行政院長與總統應有的作為。

201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就是頒給突尼西亞組織,該組織以社會對話機制,成功化解嚴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衝突,值得借鑑。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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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權即人權,勞資先天不對等

人類縱有靈性與理性,但受限於肉體的人性與資源的有限,總不免爭權奪利而難向上提昇,而理想與初衷的靈光乍現,才是人類進步的推動力。

國際對勞動人權的覺醒意識源起於百年前,經過勞資失衡的血淚抗爭痛苦歷程後,於1919年創立國際勞工組織(ILO,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人們很早就體認到人的脆弱性,知道勞動力有三個先天的弱勢:勞動力免不了會缺損(職災或生病)、老化(退休),甚至於喪失(殘廢失能或死亡)。而且勞資先天不對等,勞工從屬於雇主,勞動力的異化會使人性尊嚴在勞資關係中淪喪。因此針對重要的核心勞動價值,包括工資、工時、休息、休假等勞動條件,以及禁止就業歧視、禁止強迫勞動、勞工團結權與集體協商權等方面,陸續頒布幾個重要的國際勞動公約,建立基本人權的標準,逐漸落實在各國的立法實踐中,成為勞動法的部分法源與堅定不移的基石。

我國的勞動法,可以粗略分為「個別勞動法」與「集體勞動法」。以國內現況觀之,過去我們的社會並未推行勞權與勞動法制教育,所以一般民眾與政府官員難有正確認知,至今仍深陷個別勞動法——《勞基法》的泥淖中。雇主普遍未守法、政府未能有效勞檢、勞工未組織有力的團結工會,自然也離落實集體協商遙遠。勞工自力行使陳抗與罷工,無疑只是人民的自我防衛本能。可以說,我國還未走入成熟實踐集體勞動法的社會。

《勞基法》只是最低勞動基準,難道「低標」還要再下修?

《勞基法》第1條言明:

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所以,《勞基法》是保障勞工人性尊嚴的「最低」標準,也可以說是人權的低標,違反《勞基法》的雇主,就是違反人權。

在人權進步國家,雇主違法會受刑責處罰。台灣的勞基法罰則,卻主要是以行政罰為主,少數條文有刑責,但是有關工資、工時、休息、休假等最低勞動條件的違反,雇主只有行政罰沒有刑責。而且行政罰鍰偏低,造成雇主普遍不主動遵守《勞基法》。再加上政府怠惰姑息,以致過去未能全面落實《勞基法》,當然會認為一例一休很難做到。

回顧去年一例一休的修法目的,是不是為了解決台灣「工時過長,薪資過低」的問題?這個狀況改善了嗎?新法施行不到一年,就又推修法,表示過去修法的思維有誤,修法者難道完全沒有政治責任?人民值得一個政府的誠心道歉,再談修法。

而且從「最低」勞動條件再向下修,不是台灣人權退步嗎?如果「最低」人權基準可恣意向下修,沒有「最低」,只有「更低」,政府的誠信又何在?豈不貽笑國際?之前已經簽訂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者,已經更新人資管理系統者,適不適用信賴保護原則?

《勞基法》是行政法,並非直接保障勞工,勞工也無法據以為請求權基礎;雇主違反行政法的義務,應由國家處罰,勞工頂多只能舉發違法與聲請勞檢,間接保障自身權益。那麼,對此次的勞基法「修惡」,該有何種認知?難道,一切政策偏差都要在街頭解決?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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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是確保國家或政府「依法行政」

國家握有「公權力」,有權力始有濫用,濫用包括作為與不作為。「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證書」,憲法設計上,避免國家公權力濫用,有「三權分立」原則與人民「基本權」來制衡。

《勞基法》的法源,包括:《憲法》第15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第153條:「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第154條,「勞資雙方應本協調合作原則,發展生產事業。勞資糾紛之調解與仲裁,以法律定之。這已經確立人民有權抗爭政府濫權的憲法基本權基礎。」

勞基法既然是政府要求雇主在行政法上的基本義務,政府今天竟然說修法放寬勞動力使用彈性、降低雇主公法上義務,不算是勞基法「修惡」?提醒院長,行政院若強勢主導修法,行政權凌駕立法權,有違反憲法三權分立原則的疑慮,可能違憲,應回歸立法獨立,保留立法形成空間。如今,賴清德堅持把政院版修法案送進立法院委員會,一條都沒討論,一條也沒調整,又全案送交院會。這難道不是想以黨意霸凌民意、以優勢立委人數強行表決通過?恐怕連大法官也殊難想像,政府會以修法手段,規避「依法行政」的義務。

立委是人民的代議士,由人民選出代表民意,可以如此放任行政恣意妄為嗎?難道立法從屬於行政?立委有沒有道德良知?抑或只會服從黨意?立委的職權與責任何在?人民的覺醒在於自己的選票,該支持誰來代言或領導?或者,自發自救,走上街頭?這次的修法,不啻為現代的官場現形記。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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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賴版五大修法

針對五大修法,個人建議:皆可修,但不可下修!

基於勞資先天失衡,凡增加雇主使用勞動力彈性者,須配套為勞工賦權(empowerment)的衡平措施,讓這次的勞基法修法,沒有「變惡」,始能真正解套。只要在立法技術上維持勞基法的基本精神與建立防弊機制就好。賴與資方有台階下,勞方真正有保障,才能多贏。以下就針對這五大修法方向進行討論:

第一,輪班間隔休息可例外8小時,原則仍11小時:若由工會或勞資會議通過可同意縮短間隔的職業別,須僅限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所公告者,並排除交通業與醫療業等影響大眾生命權與健康權的行業;並且要配套完成勞資會議法制化,以彌補現存工會不興與勞資會議形式造假的現狀。

這樣的立法體例,來自《勞基法》第84-1條。勞基法為人性尊嚴保障的基準,應該是隨社會進步而提昇,若是勞動條件下降的修法,國家應提供額外的保障措施。民國85年,勞基法增修第84-1條,就是排除法定工時改採勞資雙方約定工時,基於勞資先天不對等,國家的保障就是政府把關,必須是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所公告的職業,而且要送地方主管機關勞動局核備,才是實質把關。如此,有真正把關,大幅限縮8小時間隔的適用行業,也能盡到保障勞工與公共安全的公益目的。

第二,七休一,一天工時上限應降低:若有連續12天班,一天工作時數上限應降為10小時,不能為12小時。如此,才是保障不過勞,勞工也有2小時加班費,資方有小彈性,雇主賺工時,勞方賺工錢,真正雙贏。

因為,連續12天班若遇上畸形班表,可能休頭尾各2天,4週可能連續24天班;若日工時上限為12小時,則4週總工時為288,未免太過勞,故應限制每日僅加班2小時。而且若又有適用變形工時者,加班費是勞工賺不到的,唯一能保障勞工的僅有工時限制,像醫療業適用4週變形,已經極為血汗又無加班費,何須再給資方更加彈性?或者,連上第8天起,工資應2倍,也可考慮(資方賺工時,勞方賺工錢,可達到平衡)。

第三,年特休例外可遞延,申請權在勞工:原則仍為當年度結算為工資,例外由勞工申請遞延,主動權在勞工,資方無法恣意遞延,也保障勞工休息權與餘暇權。特休假的指定權本來就在勞工,依法理體系,當然申請權仍應在勞工,切勿矛盾修法,破壞法體系。

第四,月加班工時開放,單月46小時加為54,3個月加班總工時應打9折為130小時:工時帳戶3個月須打9折,故應為任3個月不得超過130,此為國際慣例,確保勞工不過勞,而能彌補加班54小時後的身心疲憊。或者建議,單月加班第46-54工時,工資應2倍(資方賺工時,勞方賺工錢),但前提要件是也確保勞方個別同意權與拒絕權。

第五,休息日加班工時:可核實工時,工資應該2倍,中國《勞動法》也是2倍計算(資方賺工時,勞方賺工錢)。但是,勞動部有第937號函釋,同意資方可以補休取代加班費,而且一比一,未嘗不可。此函釋已剝奪勞工加班費請求權,換成補休還一比一,加班費是加倍的,依法理,補休也應加倍,以休息時數取代加班費,依契約債之本旨,當然要和加班費加成同比例。第937號函釋以行政命令或函釋,變相降低勞動條件,已實質違反《勞基法》母法,根本違憲,應先廢止該函釋,修法明訂若改為補休替代也應依加班費比例加成,以免資方濫用補休,逃避加班費。

另外,《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也應重修,加入類似《工會法》的保障勞工條款,避免勞資會議變成資方免除勞基法義務的免死金牌,始能確保勞工的集體勞動權行使以促進工會勃興;而《勞資會議實施辦法》應有罰則,且勞資會議的同意權也應如集體協約,有定期效力,勞工保留屆期再協議權,以免勞動條件例外變原則,永無翻身之期。

而且,上述五大修法,還應配套罰則的修訂,在行政罰外增訂刑罰。原本的行政罰可以保留,但僅限初犯,若再犯者科以刑罰,也是衡平式修法,以免過苛。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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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最低人權,就該努力往上提升

日本《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由於本法所定勞動條件之基準為最低基準,勞動關係當事人,不但不得以此基準為理由降低勞動條件,更應為達成本基準之上之條件而努力。」

勞動關係當事人就是勞、資、政三方,少一個也不行。台灣行政院以「救經濟」為由,大開資方彈性使用勞動力、又減輕勞動成本的方便門,努力將《勞基法》最低標向下修訂,單純以勞工利益受損為結果,修法正當性何在?

我國勞動法權威邱駿彥教授,近年來多次於公開演講的場合,以上述日本勞基法精神苦口婆心勸誡國內立法者。勞動基準既是人權基準,就沒有調低的可能,只能勞、資、政三方努力向上提昇,最多原地踏步。立法者若任意調低,除了有違憲的可能,也將引燃社會人權覺醒怒火,反噬其身。

政府如果真正謙卑,宜召開全民健康國是會議,面對自己欠缺勞權的事實,虛心傾聽民意,讓勞動關係當事人充分社會對話。最會溝通的政府,不是總統再三保證的承諾嗎?(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作者為醫師,管理學、法律、勞動關係碩士。)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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