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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慶樺/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異鄉人:談德國「憂心公民」的語言

聯邦內政部長Horst Seehofer於今年7月10日在國會提出「難民大計畫」...
聯邦內政部長Horst Seehofer於今年7月10日在國會提出「難民大計畫」(Masterplan Migration)。 圖/路透社

今年7月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院長Andreas Voßkuhle接受媒體專訪,針對右派的語彙提出了批評,引來聯邦內政部長Horst Seehofer反擊,雙方隔空交火。

Voßkuhle在那個訪談中說,右派在談到難民問題時,使用了「不法的霸權」(Herrschaft des Unrechts)之說。他認為,這有意將現在的政府與納粹的概念連結,是個不合宜的說法。

雖然沒有明講,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此言針對的就是2016年2月,Seehofer對梅克爾的批評。因此專訪過後幾天,Seehofer立刻公開駁斥:「Voßkuhle先生最近的批評,我認為是不適當的,因為一個這樣的法院的院長,不應該扮演語言警察(Sprachpolizei)的角色。」

當年,擔任巴伐利亞邦總理的Seehofer,對於梅克爾的難民政策路線極為不滿。2015年8月31日,梅克爾開放了邊界,信心滿滿地告訴全國大眾:「我們做得到!」(Wir schaffen das !)對反對接受難民的人們來說,這一句話不只是對德國人說,也是對難民送出了邀請函。

當時的Seehofer認為,即使梅克爾身為聯邦總理,亦無權限宣佈開放邊界,這是違憲之舉。他說:「在那個時候,我們失去了法治及秩序的狀態。不法才是霸權。」

他用的德文是「eine Herrschaft des Unrechts」。「Unrecht」相對於法律、正確(Recht),是一種不法、不正確與不正義的狀態。而「Herrschaft」時常被翻譯為霸權,其字根是「Herr」(主人),因此可以理解為一種獲得主導權的狀態,「beherrschen」(主導、主宰)或「herrschen」(主導、成為主導者)這些動詞也都與主人的概念息息相關。herrschen有時也帶著「成為明確可見普遍狀態」的意義。因此「不法才是霸權」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不法取代了法,失序取代了秩序,成為當時的普遍情況。

一個「不法」的國家

「不法霸權」用語並非Seehofer獨創。在戰後探討納粹史無前例之罪行時,法律人們必須另行構造出概念,以處理這個當時法律規範所難以處理的困境:一位民選的總理及其內閣與無數文官,透過一次又一次修法,將德國帶向獨裁;民主在民主程序中被破壞。當時許多文官認為他們只是忠誠執行民意以及法律要求的公務員義務,而那些拒絕服從的政府成員,都有叛國罪嫌。

因此,戰後在思考納粹問題時,必須處理:納粹所代表的國家,究竟是一種什麼意義的政治實體及法秩序。我在〈正義是我的義務——拒絕沉默的檢察官,挖開德國社會傷口〉這篇文章裡,便敘述了Fritz Bauer在起訴納粹戰犯時提出的名言:

像第三帝國這樣的不法國家,根本就不具有對它犯下叛國罪的資格。
Ein Unrechtsstaat wie das Dritte Reich ist überhaupt nicht hochverratsfähig.

這可作為戰後法學者對納粹問題的立場代表,而這樣的說法,也逐漸在德國社會中取得共識。甚者,在當年的西德,尤其在基社黨這樣的保守主義陣營中,也以「不法」來定義東德政權。因此,Seehofer為梅克爾送上的這個指責,其實接上了德國一個重要的政治論述傳統:暗示他們所面對的國家,是如同納粹或者東德這樣的不法之國。

2015年8月,梅克爾開放了邊界,信心滿滿地告訴全國大眾:我們做得到!圖為201...
2015年8月,梅克爾開放了邊界,信心滿滿地告訴全國大眾:我們做得到!圖為2015年9月,梅克爾與難民自拍。 圖/美聯社

收不收難民,由總理說了算?

2015年的難民政策被提出之後,基社黨堅信,梅克爾違反了憲法中規範「應保護德國國土」的義務。他們委託退休憲法法官、波昂大學法學教授Udo Di Fabio撰寫法學鑑定報告《作為聯邦制憲法問題的移入危機》(Migrationskrise als föderales Verfassungsproblem)。Di Fabio的意見是:梅克爾開放邊界之舉,確實與德國憲法相衝突,而且,國際法上亦無義務毫無限制地接收他國戰爭難民。

許多觀察者認為,2015年的9月,聯邦政府釋出了這樣的訊息:德國會在其法律義務之外,更進一步地徹底實行其人道主義保護,無視其容納能力之界限。釋出這個訊息,使得申根公約對歐洲邊界的規範以及《都柏林規則》規定難民應向其入境國申請庇護事實上失效。Di Fabio確認了這樣的說法,指出:「在共同的歐洲邊界安全體系及移民機制暫時或長期失靈時,聯邦政府有義務重建對聯邦邊界的控制。」

不過,這位前憲法法官小心翼翼,並未使用「不法」這樣充滿歷史重擔的政治語彙。但是當時的基社黨及巴伐利亞政府,在專業的法學意見下,更堅信了梅克爾政權的不正確。在獲得這份鑑定書後,Seehofer立即舉行記者會,認為巴伐利亞作為難民湧入首當其衝之地,是柏林錯誤決策下的受害者,呼籲恢復「法律與秩序」(Recht und Ordnung)。

反對梅克爾難民政策最力的其他選擇黨(AfD),也認為梅克爾違憲,只是出於不同的角度。其他選擇黨認為,聯邦政府在處理難民問題時,僅僅由總理一意孤行,排除了國會的權力,其國會議員Jürgen Braun認為梅克爾事實上已成為「獨裁的總理」,並認為開放邊境政策是「任意及不法之霸權」(Herrschaft der Willkür und des Unrechts)。

從這個談法可以看出,德國偏右勢力都認為梅克爾政府在毀憲亂紀,使得例外狀態(Ausnahmezustand)成為常態,其政權因而是一種非法的霸權。不管是不法或例外狀態的說法,都讓人們聯想起戰後對納粹的檢討。Voßkuhle的擔憂確有道理。

憂心公民的語言

梅克爾究竟是否真如基社黨與其他選擇黨所稱的違憲,非我能力所能討論。但我想多談談,指責違憲時所使用的「語言」背後透露的思想。

兩年前,德國社會學者Robert Feustel、作家Nancy Grochol、Tobias Prüwer、Franziska Reif一起編撰出版了一本很有趣的書《憂心公民的字典》(Wörterbuch des besorgten Bürgers),非常暢銷,每年再版並擴充。「憂心公民」是這幾年來針對梅克的難民政策以及德國的移民政策抗議批評者的自我指稱,例如「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Pegida)以及其他選擇黨,都常常自稱為憂心公民。而基社黨稱聯邦政府為不法之霸權,也是自居為中間階層、平凡公民,對於法與秩序的喪失憂心忡忡,藉由將對方視為不法,讓自己站在正確及中道的一方。

在這本充滿戲謔卻又正經無比的「字典」裡,作者們編列了100多個「憂心公民」最喜歡使用的詞彙,說出了這些人對於其熟悉的世界即將崩潰如何憂心。他們所創造的概念,很多充滿攻擊力道,能夠清楚明瞭的動員群眾「憂心」的意識,創造一種「我們被外來敵人包圍、且內部亦有叛徒」的世界觀。例如「防止遣返難民產業」(Abschiebeverhinderungsindustrie)、「申請庇護產業」(Asylindustrie),用來形容那些照顧難民的NGO及法律人,批評他們因為協助申請庇護、安置、阻止難民被遣返而獲取利益;例如「車站的鼓掌者」(Bahnhofsklatscher),形容那些在難民抵達德國時,不假思索張開雙臂歡迎的人。「性侵之難民」(Rapefugees)更是一字道盡所有扣帽子之能事。

另外也有些字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原本就存在,在二戰後已經棄用,只是憂心公民們重新徵用了這些詞彙。例如「民族改造」(Umvolkung)、「民族消滅」(Entvölke­rung)、「民族死亡」(Volkstod),表示擔心過多的外來人口使得原來的德意志民族以及文化逐漸被稀釋、甚至消解;那些外來者便被稱為「稀釋民族者」(Volksverdünner)。

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納粹式語言的復興。今年,在圖林根邦的DAK保險公司海報上,展示出了一個年輕德國家庭的圖像:一對新婚夫妻很高興知道家裡即將迎接新生兒,保險公司也將伴隨家庭走向新的旅程。這本是無爭議的概念,可是問題在,這位先生是一位外來移民。於是社群網站上爆發了許多仇恨留言。某個民眾憤怒地在海報上噴漆,憤怒地表達:「不要民族改造!」(Keine Umvolkung!)而這句話,正是納粹時代常常出現的政治口號。

《憂心公民的字典》中自創的詞「車站的鼓掌者」(Bahnhofsklatscher...
《憂心公民的字典》中自創的詞「車站的鼓掌者」(Bahnhofsklatscher),形容那些在難民抵達德國時,不假思索張開雙臂歡迎的人。 圖/美聯社

正在被稀釋的德意志

這些語言中,完全透露了對自身地位、甚至血統延續在面對外來者時的不安感。這不是一種新鮮論調。思想史家史賓格勒的《西方的衰亡》、哲學家海德格從猶太文化裡感受到的世界猶太自由主義威脅等等,都是從各種角度去警告他們的同代人,德國(西方)在外人、異文化的入逼中節節敗退,失去了自身的德意志性,最終將一敗不起甚至亡國滅族。雖然,經歷過大遷徙以及中世紀以來這麼多次戰爭的德國民族,究竟真的有多少未被稀釋的「德意志性」,也是值得質問的。

另外,我想提醒,即使真的存在著所謂「德意志民族性」,以人為的、政治的、而非自然發展的方式去捍衛、強化這個目標,放在當代的脈絡下也是不合適的——德國早就已經經歷過那段歷史了,當年納粹親衛隊頭子Heinrich Himmler便同時擔任「強化德意志民族性帝國委員會專使」(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Festigung deutschen Volkstums)。

而前面所說的「不法」「獨裁」的用法,也重新詮釋了原有的意義。不意外地,字典裡也收錄了「法治國」(Rechtsstaat)一詞。另外,「好人」(Gutmensch)一字,更是在充滿嘲諷的用法中,轉化成濫好人的概念,以形容那些堅持德國是有「歡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的人。

憂心公民們對自己的危機感,也使得某些原來常常被使用的德文字變得更流行,並凸顯了其中的政治意義,例如家園(Heimat)、西方(Abendland)。另外,「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異鄉人」(Fremd im eigenen Land)這樣的詩意句子,也收錄在這本字典裡。

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異鄉人

「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異鄉人」並非憂心公民們獨有的創造,在許多作家的德國書寫中,常常有這樣的感觸:德國是他們的國家,但是在這裡他們卻始終是外人。

可以想像這樣的感嘆,往往來自帶有移民背景的德國人,而憂心公民們卻180度的轉換其中的關係:那些移民自他國的外人們,使得「我們」這些德國人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異鄉人。

1992年,德國剛剛統一不久,嘻哈團體Advanced Chemistry發表的單曲〈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異鄉人〉,暢銷全國,成為許多「外人」的代言者。在那首歌中,他們抱怨著,即使擁有德國護照,即使開車總是循規蹈矩,即時從不喝醉鬧事,但是在坐車到邊境時,「我得自問,為什麼我總是唯一得出示證件證明身份的人」,「問題出在整個體系中的觀念:一個真正的德國人,也得看起來像個真正的德國人。藍色的眼珠金色的頭髮,看起來一點都不危險。」

三位在德國出生長大、分別擁有義大利、迦納、海地移民文化背景的歌手Toni-L、Linguist、Torch,在歌詞中說出了很多外國裔德國人的心聲。他們總是面對這樣的對話:「你之後會回到你的家鄉嗎?」「我得去哪裡的家鄉?是指海德堡,我家所在嗎?」「哎呀你知道我的意思的……」

我希望音樂台播放這張唱片,
因為我不是特例,而是許許多多人中的一個。
我不被承認,是自己國家中的陌生人。
我不是外國人,可是卻是個外人。

這樣的歌詞唱了20幾年後,「我不是外國人,可是卻是個外人」卻成為那些標榜自己最能代表德意志文化的人的心聲,這具有多麼諷刺的意味,不能不讓我想起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名言:「黑格爾在某個地方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史事件及人物都會發生兩次,他忘了補充:一次是悲劇,另一次是鬧劇。」

噢,順帶一提,始終被視為迦納人的Linguist後來不再嘻哈,本名為Kofi Yakpo的他取得了語言學博士,是研究少數族群語言的專家,目前任教香港大學。然而他是否被承認了?是否終於回到了自己本來就在的家鄉?

「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異鄉人」並非憂心公民們獨有的創造,在許多作家的德國書寫中,常常...
「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異鄉人」並非憂心公民們獨有的創造,在許多作家的德國書寫中,常常有這樣的感觸。圖為位於柏林的難民臨時庇護所。 圖/路透社

我們能不能、應不應該扮演語言警察?

回到語言警察的討論。巴伐利亞邦總理Markus Söder對於難民曾使用一個帶有嘲弄貶義的新造字:「申請庇護的觀光客」(Asyltouristen),引來非常強烈的批評。Seehofer除了為自己的「不法之霸權」辯護,也為Söder抱不平。他認為,早在10年前歐盟執委會的報告中就曾經出現過「申請庇護的觀光客」這個字,可是人家用沒事,「如果是基社黨用,語言警察立刻就來,然後對我們下指導棋。」

我們能不能、又應不應該扮演語言警察?

所謂的語言警察,在德文世界裡有兩種意思,一種是語言的純淨論者。《世界報》(Welt)副刊總編Matthias Heine於今年8月7日寫了一篇非常好的評論〈寧願當語言警察也不要當秘密警察〉(Lieber die Sprachpolizei als die Gestapo)。他評論了這次聯邦憲法法院院長與內政部長之爭,但他不是簡單地論斷誰對誰錯,而是先從「語言警察」這個概念的生成史開始考察。

「語言警察」這個概念,最早應該是來自「全德語言協會」(Allgemeiner deutscher Sprachverein)的活動。這個協會的宗旨是要維繫德文的純淨性,也就是捍衛德文不受外來字彙的干擾。這個協會因而被視為扮演語言警察角色,甚至協會成員自己也如此自嘲,1911年10月22日的《格拉茲日報》(Grazer Tagblatt)中,便刊登了協會自己一篇專欄文章〈關於語言警察的一些事〉(Etwas von der Sprachpolizei),便說語言的守護者是要避免母語的混亂失序,如同國家的警察要維繫秩序一樣。

而1930年代,納粹掌權後,更是大幅擴張這種語言警察的管轄範圍,例如審查媒體,雖然,並不使用語言警察這個詞彙(也沒有人敢用這個詞來形容納粹),而全德語言協會對納粹來說也不是什麼信得過的團體——納粹一詞中包含的國家(national)與社會主義(Sozialismus),對於全德語言協會來說其實都是被拉丁文汙染後的德文。

在純淨論的意義上,我反對語言警察的存在。語言其實擁有生命,有動態的發展,總是會在與外界的接觸中,挪動語言的疆界,例如德意志文化與拉丁文化的互動中,繼承了無數的拉丁字彙,甚至今日德文使用者都還說著Cui bono(誰是得利者)?在德國右派的反難民、反移民勢力中,Cui bono?不斷被問,也被收入《憂心公民的字典》中,可見其中趣味:最堅持德國傳統的人,卻也必須使用來自德國傳統之外的外來概念。

但是如果語言警察要糾正的是被誤用的歧視性語言(例如我們今日不該再使用殘障,失能是較好的說法),要糾正社會中某一群體在語言中處於制度性的不利地位(例如我寫過的〈德國大學塗掉那首詩政治正確還是文化野蠻?〉、〈德文,男人的語言?〉),或者糾正被用以意識形態動員、分裂社會的政治語言,那麼語言警察的存在有其必要。

Voßkuhle確實扮演某種語言的守護者——或者如Seehofer所稱的「語言警察」——他要糾正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透過語言去動員政治力量、並詆毀某一方的企圖。我站在Voßkuhle這邊,

因為語言確實需要被守護;語言需要被守護,因為這個民主的社會必須被守護。

語言的使用,己經是一種充滿政治意義的宣示。當我們說自己是「中立選民」時,有多少人真正中立?而那些自稱「憂心公民」的人,憂心的是什麼?國家、歐洲甚至世界之興亡?或個人與民族之未來?為什麼憂心?而誰又是公民?那三個在德國出生長大的嘻哈歌手,會被這些憂心公民接受為「我們中的一人」嗎?

那些日常種族主義(Alltagsrassismus),那些無意間透露出的「你不是我們」的心態——例如無數次的「你之後會回到你的家鄉嗎?」問題、例如人們常常驚訝於新住民第二代為何中文講得這麼好——不藉由語言,都難以發揮作用。

《憂心公民的字典》中也收錄了「德意志女人」(deutsche Frau)這種詞彙,那些憂心公民們唯恐德意志女人們將為外人染指,這種語言的背後除了種族主義(難道德意志男人就有權染指嗎?)、父權心態——那可憐脆弱隨時會受外人侵犯的德意志女人之形象究竟從何而來?難道外人來到這土地,德意志男人不會與異文化女性、甚至男性交往嗎?——更讓人聯想起納粹時代對於與外人通婚的德意志女人們,一律稱之為「民族恥辱」的言語羞辱。

目前看來,梅克爾與「憂心公民」之間仍難有溝通的可能(更不用說與意識形態更極端的群體),我們只能對「憂心公民」保持憂心,另外也同時必須提醒自己,是否有時也陷入結構性的、日常的種族主義或偏見裡。每一次使用語言,我們都必須小心,因為那都決定了我們如何與他人相互理解,我們如何與他人共同生活(或我們如何拒絕與他人共同生活),「我」如何成為「我們」,「他」又如何不被允許成為「我們」。也許不只Voßkuhle,每一個人都有義務作自己的語言警察。

(本文整理自2018年9月1日在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演講內容,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憂心公民」是這幾年來針對梅克的難民政策以及德國的移民政策抗議批評者的自我指稱。...
「憂心公民」是這幾年來針對梅克的難民政策以及德國的移民政策抗議批評者的自我指稱。圖為2015年難民大量入境德國的畫面。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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