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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媛媛/瑞典的公民社會:生活中那些「民主」和「不民主」

圖為今年9月9日瑞典大選,民眾投票的畫面。 圖/路透社
圖為今年9月9日瑞典大選,民眾投票的畫面。 圖/路透社

台灣人在向外國人介紹台灣的時候,常常說:We are a democracy. 語氣中是帶著驕傲的。

今年瑞典大選,我參加一個公民組織的培訓,成為「民主大使」。民主大使來自不同國家,任務是將瑞典的民主制度和投票方式推廣到不同背景的瑞典移民圈中。在許多來自非民主國家的學員當中,我曾經在台灣投過票,選過總統、議員,算是少數中的少數。

這個組織製作了許多教材,解釋瑞典民主社會的構圖。這個構圖中有政黨、法律、媒體、政府機關,還有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的概念,別說是在座許多來自非民主國家的學員,就連來自台灣的我,都覺得有點抽象,難以掌握。

公民社會是由擁有同一目的、價值、利益的人們組成的。他們不是政府,也不是營利公司,介於公私之間,包括工會、自治會、非營利組織等。帶領研習的同仁強調,公民社會是讓民主價值滲透到社會各處的重要概念。

台灣擁有民主的政體,確保政府不會被少數人獨占。然而,擁有了民主政體和投票權,就代表社會中的各個角落都自動「民主」了嗎?看看生活中一個最普遍的例子:我們每天上下班的公司行號,無論是在民主或非民主國家,公司企業常常階層森嚴,由頂端一小撮人握有絕對的決策權,可以說是非常「不民主」的。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描述的工會,就是因應這種不民主而誕生的組織,旨在把公司行號裡不同階層的聲音都帶到檯面上,促進共同決策。在民主體制中人民的籌碼是選票,在工會組織中,勞工的籌碼則是勞工法和罷工權。

在這篇文章,我想介紹在瑞典參與其他自治組織的經歷和省思。

不想再受政府和市場支配?自治組織讓民眾掌握主動權

瑞典有個喜劇節目,描繪了一個完全追求經濟自由主義的小鎮,堅持把政府最小化,一切任由市場經濟自由發展。這個短劇的主角是個計程車行老闆,警察服務私營化後,他決定來分一杯羹,也開了一間警察公司,為顧客們提供巡邏和拘捕嫌犯的服務。他和鎮內其他警察公司競爭,為追求最大利潤各出奇招,還提供不同價格的警察服務方案供市民選擇,非常搞笑。

現在幾乎全世界都是自由市場的一份子,北歐也不例外,供給和需求這雙看不見的手,加上資本主義保障私人產權、促進生產,塑造了現代人的經濟生活面貌。除此之外,我們也都需要有公權力的政府,提供警消、法治、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每個人民都是公共服務的出資者和利用者。

這齣喜劇將警察這個最典型的公共服務私有化,顯得十分荒謬可笑,但是回頭想想,有很多服務就如警察一樣重要,例如和每個小寶貝息息相關的幼兒托育,在台灣也是完全依照自由市場的叢林法則,以追求最大利潤為宗旨,想到這一點,似乎又笑不出來了。公營和私營各有長短,隨著時代變遷,在不同領域找到最合適的比率,值得我們不斷檢討思考。

然而無論是市場或是政府,都是強大而遙遠的力量,小小人民除了每隔幾年投一次票,決定大方向之外,平時總是處於被支配的立場,產生身不由己的焦慮和不滿也是很自然的。瑞典人嘴上在罵政府和資本主義的同時,雙手也沒閒著,透過公民社會,Take things into own hands,自己掌握要緊事。

在上一篇文章,我以自己參與工會的經驗,介紹了瑞典工會如何將民主帶入職場,除了工會以外,我也參加了合作社幼稚園的家長自治會,和鄰里的居民自治會。

勞工、家長、和居民,這基本上涵蓋了每個人在生活上最切身的角色。基於自己的興趣和時間安排,每個人涉入各種自治組織的積極程度都不一樣,但只要願意,都能輕易加入或退出。

鄰里居民自治會在瑞典十分常見。 圖/路透社
鄰里居民自治會在瑞典十分常見。 圖/路透社

你住的社區你決定

鄰里居民自治會在瑞典十分常見。在瑞典買下一個社區裡的住宅,只是買下私人居住空間,而整個住宅區則是由居民自治會共同經營管理,並由居民每月付費支持。這個費用從水電管線、公園、停車場,到休閒娛樂活動,包山包海,每月可能高達台幣1到2萬元。這有點類似台灣的「管理費」,只是是由居民自己組織管理。

這種在歐洲很常見的住宅形式,可以說是對房地產的另一種想像——在擁有私人空間的同時,和左鄰右舍共同出資出力創造一個「社區」。雖然在瑞典存在各式各樣的住宅形式,公私經營的比率各有不同,也有很多人喜歡住在完全自我的空間(通常是獨棟房子),但一般來說,居民自治社區在瑞典還是非常普遍。

我在瑞典住過許多社區,參與過大大小小的居民自治組織。各個社區居民依自己的需求,用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共同打造理想的生活環境。

我現在住的地方屬大型社區,居民自治會組織龐大,分成建築、園藝、安全、活動等不同部門,儼然是個小政府。前陣子安全部門開會後向大家宣佈:基於安全理由,明年社區會出資翻修各個小區裡的兒童玩具房play house,以達到歐盟安全標準(一個小區有12戶人家,共用一個小公園)。

當時我住的小區公園裡沒有這種玩具房,所以不在維修對象之內。這時住在隔壁的小聰明爸爸寫信給左鄰右舍說:「我們現在趕快去買一個二手的玩具房,這樣明年就可以得到社區資助翻修了!」沒想到他的這番話讓許多鄰居不以為然,另一個爸爸回信說:「我認為這樣的心態對社區的長期經營是不利的。」小聰明爸爸趕緊解釋他只是開開玩笑,其實他和一些鄰居早在幾個禮拜前就計劃要為孩子們買一個玩具房了。後來我們小區買了一個二手玩具房,之前不以為然的鄰居們,也一起合力幫忙架設。

多年前我的社區將停車場車位按位置的好壞收費,認為這樣不但公平,還可能得到一些盈餘。沒想到停車位的收費程序比想像中繁複,車位問題也造成許多居民之間的衝突,最後大會決定乾脆讓所有居民免費使用停車場,反而一舉解決了所有問題。

停車場四周種了一排橡樹,這種橡樹在夏天會掉落黏液,黏在車上不但很難清洗,久了還會侵蝕烤漆。為此社區裡分成了擁車派和擁樹派,擁車派想把樹都砍了,社區裡的Tree huggers愛樹人則堅決不砍樹。兩方人馬分頭調查解決方案所需要的經費和可行性,頻繁地在社區佈告欄、網站上對全社區發佈信息。

擁車派的精神領袖Steffan多次在會議上和人相持不下,吵得滿臉通紅,但同時他也定期在社區中心擺攤,提供孩子們便宜又好吃的可麗餅,這時無論擁車還是擁樹,大家都帶著孩子共襄盛舉。

除此之外,我們也曾經左右市公車的路線,甚至影響巷口超市販賣的商品。社區中心裡放著社區的歷史照片,其中一張是在80年代,那時市政府打算在社區裡開一條車子能經過的馬路。為了維持社區內沒有車輛的環境,在開工那天,社區居民在怪手前面擺桌聚餐喝咖啡,阻止工人動工。一直到現在,這個社區裡都沒有車輛通行,孩子們可以安心玩耍。

記得小時候在學校都要選自治市幹部,每次都是成績好的同學當上「自治市長」,接著就不了了之,而在多年之後,我才從瑞典社區生活中領會自治的意義。

2017年,瑞典民眾上街反對性暴力。 圖/歐新社
2017年,瑞典民眾上街反對性暴力。 圖/歐新社

政府、市場、自治組織各有長短

瑞典有不少Co-op合作社幼稚園,在我兒子就讀的合作社幼稚園,每位學童的家長每學期必須工作10小時,可以當老師助手、會計總務,也可以接下不同任務,比方說整修幼稚園內外設施等等。家長身為幼稚園的「員工」,也是合作自治會的一員,對幼稚園的大小政策有具體掌握和影響。因為家長參與工作而省下來的支出,則再投資回幼兒園,提升育兒教學品質。

這學期我在幼稚園當了5個小時的老師助手,除了體驗孩子在校的作息之外,看著老師幫孩子們一次又一次地穿脫衣帽、耐著性子處理孩子們的衝突、在百忙中抽空策劃教育活動,也對幼教老師這個職業多了一層深深的尊重。

去年在家長自治會上,有家長指出幼稚園遊戲房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男孩和女孩的玩具涇渭分明,儼然成了男孩區和女孩區。老師解釋,其實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但男孩和女孩長期聚集玩他們喜愛的遊戲,久而久之就演變成這樣的分佈,是他們疏於注意,會馬上進行調整。有位媽媽是瑞典女性黨的地方代表,她推薦了幾本性別教育專書,請老師和其他家長閱讀。

看到這些討論,我感到家長和老師都用心教學相長,看到問題能馬上採取行動,是合作社組織特有的優點。

後來我和孩子上瑞典一般公立幼稚園的鄰居們聊起這件事,鄰居聽了反而對老師們的後知後覺感到驚訝,據他們說,瑞典公立幼稚園有專門的性別教育專家定期給予教學建議,顯然比合作社幼稚園把關更加嚴格。瑞典公立幼稚園有一套透過長久經驗和專業發展出的標準,性別教育只是其中一環,因此許多瑞典家長覺得還是公立幼稚園最妥當。

有時候我們對政府和市場抱有許多不滿和疑慮,但也不得不承認這兩股力量也都有它存在的必要。國家的照顧穩當全面,但是耗時耗資源;市場法則最能優化經營效率,但公共利益和利潤難以兩全;而自己來掌握管理,就必須事必躬親,也得承擔責任。這些力量之間的搭配協調,是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大課題。

公民社會,從學校的義務教育開始。 圖/美聯社
公民社會,從學校的義務教育開始。 圖/美聯社

打造公民社會,從勞權和教育開始

和瑞典相比,公民社會可以說是台灣民主失落的一角,台灣人也投票,也罵政府和資本主義,但是卻較少有管道和平臺讓一般人組織起來,追求切身利益。

我想這主要是由於台灣民主化較晚,就在三、四十年前,參與勞工運動很可能會面對牢獄之災。剛走出威權時代,我們的公民社會還在萌芽,而我認為打造台灣的公民社會,可從推動勞權和公民教育開始。

瑞典工時合理,勞權有保障,人人有點錢、有點閒,所以參與公民社會的門檻和成本相對很低。而在台灣,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是很珍貴的,如果不是受到某議題的強烈感召,不太可能犧牲和子女家人相處、休閒健身的時間,去參與各種組織。

要維持保守的社會其實很簡單,只要讓人民疲於奔命,沒精力去做改變就好了。台灣勞工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參與工會降低工時;合作社幼稚園常常成為中產全職媽媽的奢侈,種種吊詭現象令人感嘆。

台灣的教育環境,也有諸多不民主的特質。我的瑞典朋友有一個10歲兒子,有次老師出了回家作業,要他們描寫如果當初被生做另一個性別,人生可能會有什麼不同?在一個禮拜六上午,這男孩在客廳地上滾來滾去,大聲抱怨:「我覺得就算我是女的,生活也完全不會有改變!為什麼我的大好禮拜六,要浪費在這種沒意義的作業上?」我朋友說:「你現在才10歲,可能感受不到任何改變,但是10年、20年、30年以後呢?」男孩躺在地上思考了半晌,默默走回房間寫作業。

我的先生在高中當老師,他開書單讓學生閱讀寫感想,學生寫完感想總是不忘評價作者,寫出作者可取和不可取之處。

我在大學教中文,常常有瑞典學生來問我:「能不能請你說明這個作業題型的教學目標?我覺得這些練習很花時間,但是對學習效果不大。」

想想從小到大寫了那麼多讀書感想,我曾否想過要批評作者?從小到大寫了數不清的作業,曾否想過要質疑老師的教學方法?現在被瑞典學生質疑,我的直覺反應總是:「老師叫你做的練習做就對了,問這麼多!」但沉住氣和學生對話,常能從中確認自己的教學觀,有時甚至會發現學生說的也不無道理。

參與公民社會是需要勇氣的。需要敢於相信自己的權益,敢於質疑權威和頂頭上司,敢於掌握主動權(take initiative),最重要的,是要有不依賴權威的勇氣。

記得以前在學校每週都有中心德目,其中一個德目是「服從」。從窗戶望出去,有穿著軍服的人在校園裡維持「紀律」。在課堂上,學生習慣不過問教材和老師的教學方式。佈告欄上貼著品學兼優的「自治市幹部」和「模範生」,這些學生可以接受官員頒獎,越優秀,頒獎的官位越大。

整個義務教育,都是處於抬頭瞻仰權威和菁英的姿態,如果我們未來的公民還有一點勇氣和自信,也會一點一滴被消磨殆盡。

「Taiwan is a democracy. 」我們語帶驕傲地說。但是我們的生活各個角落,還存在太多不民主。我相信從教育、勞權著手,是釋放台灣公民能量的第一步。

(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瑞典工時合理,勞權有保障,所以參與公民社會的門檻和成本相對很低。 圖/路透社
瑞典工時合理,勞權有保障,所以參與公民社會的門檻和成本相對很低。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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