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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菁/我們正在製造一個讓年輕世代絕望的社會

千禧世代的年輕人追求公平,也追求理念、價值、工作與生活品質的均衡,「賺大錢」不再...
千禧世代的年輕人追求公平,也追求理念、價值、工作與生活品質的均衡,「賺大錢」不再是人生的一切。但千禧後的孩子呢? 圖/中新社

一位友人在近40歲時離開台灣,去澳洲打拚自己的未來。「在原本的位置上毫無升遷機會,永遠領一樣的薪水,所以才想出來闖一闖!」她說。在台灣,她是位專業白領。即使在澳洲是更辛苦的藍領,「希望」卻能帶著她撐下去。

不久前,有畢業的學生跟我要推薦函。這位同學念心理相關科系,在中學擔任代理老師已經4、5年,因為幾乎沒什麼正式教師缺額,也沒什麼機會,她決定棄教職從商,到中國先念商業相關研究所,慢慢尋找在對岸的新希望。在台灣,她看不到有「希望」的未來。

我身邊,也有學生充滿學習與改變社會的熱忱,在代理教師幾年後繼續念研究所。他們努力生活、努力學習,更是優秀的人才,然而當看見整體教育結構是那麼的難以撼動,他們難過、難以接受,甚至絕望。即使表面堅韌勇敢,我還是知道:不健康的高等教育結構讓她們受傷了。

學生的傷,我懂,因為我已經走過那一段路,而現在我用另一種更優雅的方式努力。只要方向沒變,那一點點、一滴滴,涓滴細流,也能集結產生更大的力量。就像在英國一家連鎖超市袋子上的一句話「Every little helps!」,那不但是支持我當時繼續唸完博士班的一句話,也是現在面對所有困難時的態度。

只要一點點就夠了,因為「結構」的改變,哪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縱然進三步、退兩步,我們還是又進了一步。

不同世代的價值觀,需要被理解

2018年3月28日《天下雜誌》644期主題為「千禧世代,接管世界」,認為所謂1980到2000年出生的「千禧世代」是有史以來最關注公平正義、環保的一代。他們比起非千禧世代更關心婚姻平權、性別平等、司法改革與勞工權益等議題。這群年輕人追求公平,也追求理念、價值、工作與生活品質的均衡,「賺大錢」不再是人生的一切。

那麼,2000年前後出生的現任大學生呢?是否成為「千禧世代2.0版」?他們在更多寵愛、高度關注、物質環境更為優渥的環境長大,教育過程更為民主,「公民與社會」教科書逐漸脫離威權塑造與愛國教育。2000年前後,台灣進入全球化之中,這時候出生的孩子在全球化浪潮中長大;當M型化社會逐漸成形,「賺大錢」「出人頭地」或只是一份安穩工作都變得不容易時,「小確幸」成為生活中很大的支持力量。

大人所處的時代,不再是年輕一代面對的樣子

或許你/妳會說,我們當時不也是這樣過來了?但大人們所處的時代,早就已經不是年輕一代面對的時代了。

50歲以上的世代,歷經那一段台灣經濟起飛,經濟、社會文化改變的浪頭,「改變」過程雖辛苦,卻也充滿著希望。那是一個「大變」的時代,也是像陽光般「大好」的時代,對於「改變」充滿著歡欣鼓舞、額手稱慶。雖然辛苦,那是一種充滿希望的辛苦,心不苦!

1970、80年代,整個改變的大浪潮,讓大家心無旁騖迎接這些改變——解嚴、政治改革、經濟開放、社會鬆綁——當改變中的社會結構進入穩定期3、40年後,這些參與改變的「大人們」可能都已高居要位,當時的改革皆已制度化,但可能也忘記「年輕世代」想要改變的熱切感。對於現在爭取權益的年輕世代,大人們多半持著「就是在搗亂」的態度去面對,期許更強而有力的政權壓制一切「亂象」,希望能重回昔日的美好。

時代是一直往前走的,已經回不去了。世代之間若互相不理解、缺乏信任、無法溝通與對話,社會就會陷入困境之中——對於這樣一個令人絕望的結構,年輕人也只能選擇出走。

從「弱分類」「弱架構」開始的改變

對於當家的四、五年級生世代,目前應該提供一個「弱分類」「弱架構」的環境給後輩。

「弱分類」「弱架構」的概念來自英國有名的教育社會學家伯恩斯坦(B. Bernstein) ,他認為學校組織應該去除不同範疇、類別之間的階層性,當界線開放了,呈現「虛線」狀態之後,組織才能彼此學習、共同往前,真正的改變才可能發生。

雖然伯恩斯坦談的是學校,一般組織不也是如此嗎?倘若組織或團體能夠讓年輕世代覺得有共同努力、能夠共同改變什麼的「希望」,而非只是傳統論年資、論輩份,這才是一個能夠往前的社會。

大人們,放下身段,先聽聽年輕人在說什麼吧!

(作者出身雲林農家,留學英國劍橋,當過記者、NPO工作者、高職教師,現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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