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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慶樺/陌生的父母們:那些平凡善良的好人,如何走上狂熱魔鬼之路?

在德國,不是所有這一代人都能夠完全了解上一代發生的事情。 圖/法新社
在德國,不是所有這一代人都能夠完全了解上一代發生的事情。 圖/法新社

德文好書介紹(書名暫譯):

《陌生的父母:1933年到1945年的日記與信件中記錄的時代歷史》
Joachim Krause (Herausgeber), Fremde Eltern: Zeitgeschichte in Tagebüchern und Briefen 1933-1945, Sax-Verlag Markkleeberg 2016.

自從看了德國影集《我們的母輩父輩們》(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偶爾我會與幾個比較熟的朋友聊起我們對上一代以及上上代的陌生(其實很汗顏的,我也不真的了解我父母經歷過的生命史)。

在德國,不是所有這一代人都能夠完全了解上一代發生的事情。上一代發生的事情仍然充滿禁忌,尤其1933年到1945年的歷史,並非每一個家族談話喜歡的話題。這也就是為什麼那部影集能夠切入德國長年來禁忌,引起這麼大迴響的原因。(我對這部影集的評論請見《邪惡的見證者》一書。)

也許人們會問,二戰結束後這麼多年,該公佈的文獻早已公佈,該挖掘的秘密也應該已經被挖掘,德國在轉型正義、克服歷史罪責的工作上如此不遺餘力,加上德國人血液裡的歷史考證性格,難道對於第三帝國的研究還不夠多嗎?我們真的還不了解我們的父母親們嗎?這部影集的影響力是不是太言過其實了?

2016年德國書市出版了一本書,正可以說明,很多德國人對上一代曾經歷過些什麼、曾經相信過些什麼、或者甚至曾經傷害過什麼人,仍然毫無所知。這本書叫做《陌生的父母:1933年到1945年的日記與信件中記錄的時代歷史》(Fremde Eltern: Zeitgeschichte in Tagebüchern und Briefen 1933-1945),編輯者是約阿信.克勞斯(Joachim Krause)。

克勞斯在其父母過世後,在閣樓裡找到了父母及叔叔留下的日記本以及信件,驚訝的發覺了一個他完全陌生的上一代的世界。父親讀神學,一輩子擔任新教牧師,母親協助父親經營教會,兩人一直被鄰里視為服事上帝的善人,知識與品格都是社區模範。

2012年父母親逝世後,在老房子的閣樓裡留下了好幾箱文件,封存多年,其中包括大約父母、叔叔於納粹時期的1,800多封信。克勞斯拆開了這些文件,一封信一封信閱讀,他對世界的認知從此不再一樣。

在那些信與多本日記中他讀到了,上一代如何在第三帝國時代成為狂熱的支持希特勒的青年。克勞斯與他的兄弟姊妹們極為震驚,天人交戰,不知該拿這些文件怎麼辦。

最後克勞斯認為,必須記錄時代歷史真相,每一個個人所做過的事情都必須負起責任,以使未來不再犯下相同的錯誤。因此克勞斯開始整理這些文件,在2016年編輯成這本400頁的書出版,公開了他家族隱藏多年、無法被敘說的陰暗歷史。

《我們的母輩父輩們》劇照。 圖/IMDb
《我們的母輩父輩們》劇照。 圖/IMDb

《我們的母輩父輩們》劇照。 圖/IMDb
《我們的母輩父輩們》劇照。 圖/IMDb

信仰上帝博愛的同時,可以進行殘忍屠殺嗎?

書中三位主角,都是平凡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國人,青年時期便相識。叔叔黑爾慕特中學畢業後即進入軍事學校,成為職業軍人;母親瑪格麗特來自醫師之家,自己是職業學校老師。

在這些信裡,叔叔黑爾慕特是相信納粹的軍官,母親瑪格麗特也是納粹狂熱的支持者,兩人相戀,直到黑爾慕特於1941年戰死。至於父親克里斯提安,自小學習希伯來文、拉丁文、希臘文,因為想從事神職,大學到萊比錫大學與蘇黎世大學就讀神學系,在黑爾慕特戰死後,與瑪格麗特密集通信,開始相戀。

克里斯提安於1933年時加入了納粹黨,如同當時許多德國人,因為他相信復興德國民族的必要,可是一開始他也懷疑納粹允諾的那些政治未來是否可能實現,他也不同意所有納粹的主張。

但是入黨不久之後,在集體狂熱的氣氛中,甚至在類似宗教信仰的虔誠裡,他開始全心全意相信元首,並在日記裡面寫著「元首的領導能夠帶來力量」(Führertum gibt Kraft),二戰時並志願從軍。讀他在1930年到33年間的日記,可以讀到他堅信自己的使命,既是基督徒、又是納粹黨員,對他來說並無衝突,反而都是對德國以及德國人的愛的表現。

克里斯提安在1936年,去了瑞士蘇黎世大學讀神學。他所接觸的神學讓他開始懷疑在德國所受到的那些政治教育。上帝的教會與納粹的民族主義之間有很大的衝突,難道迫害猶太人是上帝的強調的博愛嗎?克里斯提安開始懷疑。

從瑞士回來以後,克里斯提安加入了認信教會(Bekennende Kirche)。認信教會並不接受所有納粹政治宣傳,也認為在納粹意識型態裡面充斥著反基督精神,針對獨裁發動許多抗議行動,並因此被蓋世太保祕密警察盯上。最後秘密警察找上了他,希望他出賣同志,提供教會裡抗議者的名單,交易是:他可以免於被政府拘捕起訴。

克里斯提安接受了這個魔鬼的交易。

圖為1938年5月26日,希特勒在福斯車廠奠基儀式上致詞。  圖/美聯社
圖為1938年5月26日,希特勒在福斯車廠奠基儀式上致詞。 圖/美聯社

讓孩子讀《安妮日記》的母親,居然曾經那麼支持納粹

母親瑪格麗特是個比父親更狂熱的納粹支持者。母親在父親從軍時,寫了許多封信到前線,其中一封信這麼寫著:「德國不會垮,我深深的信任希特勒。他會在上帝的幫助下,帶領我們的民族走向正確的道路。」

在聽到德軍前進東歐時,瑪格麗特興奮的在日記裡寫下:「多麼希望此刻我也在現場目睹。」而1939年9月1日,德軍突襲波蘭,瑪格麗特也歡呼「德國與元首至上!」即使後來,德軍已經露出敗相,一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刻她還是堅持相信著德國必能戰勝。

1940年4月9日,德軍襲擊丹麥與挪威,她在信中寫著:「人們因為驕傲與歡欣而顫抖。……世上沒有其他民族可與德國相比。……有損失,但最終必是勝利。」但是,同樣描寫這起攻擊,克里斯提安寫給家裡的信說:「我認為丹麥與挪威遭受如此的攻擊,非常可怕。我們為了捍衛自己的自由,必須奪取他人的自由,這幾乎是邪惡的。可是我們別無他策。」從這裡可以看出兩人對於戰爭以及對納粹信仰的不同態度。

戰後,克里斯提安成功通過了去納粹化審查,接管了一個教區,專心服事上帝。這個家庭不再提起1945年以前發生的事情。克勞斯也從沒問過。對他來說戰爭時的罪責問題與自己家裡無關,他從小便相信,那麼善良的父母親,在那12年間一定是站在正確的一方,一定是獨裁政權的受害者,而不是幫兇。

克勞斯的妹妹也這麼相信著,母親甚至曾經送她《安妮日記》,對她敘述在二戰時候猶太人曾經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而父親也曾在教會裡讚揚因抵抗納粹而被處死的路德教派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以及悼念慕尼黑大學參與反納粹「白玫瑰運動」(Weiße Rose)的休爾兄妹(Hans Scholl und Sophie Scholl)。

所以可以想像,當克勞斯兄妹們打開這些信件以及日記時,受到多麼大的衝擊。克勞斯說他完全無法理解,對他來說如同炸開了一扇未知的門。他甚至一度想逃離那個父母的家。

圖為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圖/美聯社
圖為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圖/美聯社

讓下一代的人知道,那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讀這本書時,非常有臨場感。書信與日記以時間排序呈現,穿插著歷史事件記錄,讀者可以看到戰事進展,以及從歐洲各戰場寄回來的家書,讀到那些戰役的慘烈,以及親身參與者、觀察者對於這場戰爭、對於被捲入時代的國家與個人命運之思考。

但也許這本書最有意義的不在於記錄時代,而是呈現平凡人們如何被極端的國族主義所誘惑。戰後,人們觀看軍事法庭審判、行刑完成後,便心安理得地告訴自己,我們這些平凡人們與那些罪行無關,可是事實上,犯罪者並非只有那些極度邪惡的戰犯,這是那12年瘋狂的年代給戰後德國留下的難題,也是克勞斯這清白的一代必須不斷去回應的身為德國人的原罪。

1945年4月19日,希特勒自殺前不久,戰爭即將於兩個多禮拜後結束,瑪格麗特在戰火中寫下這段日記:

也許記錄下這動盪的時代所發生的事是值得的。如果我未來有個兒子,他得知道,在這段德國歷史中的艱難日子裡,他的父母怎麼想、怎麼感受、怎麼行動。正因為如此,我才要寫下經歷的一切。

某種意義上她是對的,下一代人應該知道上一代經歷過些什麼,應該看見把書中幾位出身有教養模範市民家庭之子捲入集體瘋狂的機制是什麼,整個國家及民族如何一步一步「一體化」(gleichgeschaltet)。即使她寫下這些原意非如此,但這些文字都應該是對這一代人的警告。

身為凡人應有的警惕

受訪被問及現在如何看待自己的父母時,克勞斯說,他沒有什麼權力可以判斷、甚至審判那個時代的人,他只能讓這些資料自己說話。看到這些資料時,「一個問題總是不斷的纏繞著我:如果是我,在那個年代我會做出什麼樣子的舉動?」

他的答案是:「我真的也無法確定。」

這正是當代閱讀本書的意義:這一代人、以及之後的世代都應盡一切努力讓那樣的年代不會重演。因為倘若真的必須身處那樣的年代,請誠實地自問這個問題:我們真的能確定自己比書中幾位平凡的好人更不盲從、更不執迷、更不軟弱、更不服從邪惡?

(※ 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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