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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華/後疫情時代的後見之明與具體研究

圖/路透社
圖/路透社

大家好,這是一個COVID-19圓桌論壇,主要的目標是討論,所以我定的題目是〈後疫情時代的後見之明與具體研究〉,我想從三個面向來反思在疫情當中的學者反應,以及後疫情時代的學者責任。我這裡所說的學者,主要指涉的是廣義的人文社會科學者。

面向一:後見之明的反省

我提的第一個面向是「後見之明的反省」,我想以一位美國醫療人類學者的反省來開始說起。這位學者叫Katherine Mason,是做中國在SARS之後防疫體制變遷的研究。

前一陣子,就像一位台灣學者跟我說的,疫情爆發後,一夕之間,疫病研究好像就要成為全球顯學了,人人都在評論。在這種情況下,原本就做疫病研究的學者自然更閒不下來。Mason就是一位在疫情當中很忙碌的專家學者。疫情之初,她針對中國的疫情和美國的疫情發展,在各種媒體上有很多的發言和撰文。但是,在5月時,她在美國文化人類學會的網上論壇刊登了一篇反省的自白文章,她說明了自己在這段時間以來的努力,也承認了自己的判斷錯誤。

在這裡,我不是要細數她的正確或錯誤,以及分析原因,而是要指出,她的反省是很重要的提醒。她在自我反省後,仍然表示學者的公共性發言很重要,未來她還是會繼續發言,也認為自己仍有些專業知識得以貢獻社會。但是,她最後強調:

我已學會在運用田野權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時候要更加地小心謹慎,從此之後,我不會超越分際。1

圖/法新社
圖/法新社

對我來說,Mason的事後反省或後見之明非常難得。我並不知道她在疫情當下發言的時候,內在自信的程度有多高。但就我自己而言,疫情當下我發言時,經常感到戒慎恐懼。我甚至常對人說我無法對當下的疫情提出判斷發言,因為我跟大家一樣,訊息來源都有限,也只能根據以往的研究經驗,和零星的可靠資訊,提出一些看法或指出憂心之處。但我想避免直覺式的發言,所以無法下任何斷言。

以Mason和我來說,無論我們當初發言的結果是否正確,身為疫病與社會的研究者,我們所做的事、走過的心路歷程其實是一樣的。在後疫情時代,Mason的反省和我的思考也是一樣的:我們必須對自己的專業有更戒慎的底線敏感。

在疫情當中,我們只能根據原本的研究知識、經驗,來觀看、判斷與推測諸多未能充分檢驗且不周全的訊息,當下偶爾出現直覺式的反應,也許難以避免。但是,在後疫情時代,直覺式的、非具體研究的學術討論,我想應該要避免了。要做到這點,也許我們至少需要先回看與反省疫情以來的討論狀態。

所以,我的第二點反思,就與學術討論的目標有關。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面向二:疫情中的批評與正義

在台灣和中國,在疫情緊張的時候,許多人都感受到一種明顯壓力,就是希望先放下對於政府的公開批評,甚至可能呼籲公開支持、稱讚政府,認為這樣才有利於防疫。我不確定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是否一樣?(我知道瑞典也很特別,但這裡就先不討論了。)

我請問過日本或韓國的學者朋友,他們說他們並沒有不要批評政府防疫作為的發言壓力,而且強調他們都是民主國家。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也許我們可以問,為什麼台灣或中國的這種現象比較明顯?中國的情形我很清楚,我相信各位也很清楚。但是,台灣的現象則令我困惑與憂心。

一方面,我可以理解緊急狀態下的團結抗疫呼聲,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疫情最為爆發的時候,世界各國領袖的施政滿意度都達到新高,連川普的滿意度一度都很高。但另一方面,我也有兩個困惑,一個是,台灣的狀況跟全球比較起來,一直都稱不上危急。那麼,我們公開發言的壓力應該就不是因為狀況緊急了,而是要支持維護既有的防疫成績。但是,這樣稱得上是緊急例外狀況而應該暫緩批評嗎?還有,從人文社會科學批判反思的角色來看,這樣的發言壓力考量,是尋常的嗎?

我還有另外一個困惑,那就是,即使在疫情當下發出批評,就真的不利於防疫治理嗎?在我們經歷重大歷史的時刻,應該還是可以同時見證、努力與反省。如果發言批評就是找麻煩,學者應該暫停批評,那意思是說人文社會科學在疫情之中,是沒有任何意義與角色的學術領域嗎?

當我問到最後這一個問題的時候,我想到,其實有些學者並沒有忘掉自己的學術作用,在中國這是很稀鬆平常的現象,在台灣也可以見到。也就是,我們會看到某種言論,默認、接納甚至合理化緊急情況下的疾病隱喻和汙名、人群分類與制度性排斥,並且為國族主體的塑造與政治權力運作中的爭議尋求正當性。許多平常人文社會科學對於異質性、不平等、正義、民主等的關注,在疫情當中經常被擱下了。

圖/路透社
圖/路透社

疫情當中,值得學者討論批評的議題實在很多。就算暫且不提我一直批評的「武漢肺炎」疾病汙名,光是指揮中心特定科別的醫療至上組成與決策模式就值得檢討。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指揮中心的前身是去年12月底CDC就開始的內部應變,到今年1月20日正式成立。剛開始全世界都不清楚狀況,後來這個指揮中心層級一直拉高,表示防疫規模一直擴大。但是,成員的專長基本沒有改變。我們從各種公共衛生危機的經驗中得知,這樣的專業組成足夠嗎?

還有,指揮中心清一色的男性成員,對比於許多女性防疫醫師做文宣和前線的女性護理人員,這段時間以來,我們每天都在看這樣的畫面。官方文宣講的,17年來CDC防疫建置有成,但是,從SARS之後台灣建立的防疫醫療網,在這次疫情當中到底發揮了什麼具體作用?我個人是看不出來,但很希望能有具體的研究證明我的質疑不必要。

還有,檢疫的技術標準與權責一直沒搞定,這個何美鄉老師講得很含蓄,但也夠清楚了。白牌車司機一案,我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但看得見它的因果推論很粗糙。在中國的台灣人無法自行回台一事。「小明」議題,從一開始不是問題,到陸委會處理不當而引起輿論嘩然,導致下不了台的政治操作。健保卡旅遊史註記到監控技術一再擴大、而且無限期的人權與民主問題。這些種種的議題,對於國家與社會的福祉都很重要。

但是,在疫情期間,這些問題很少被拿出來公開認真討論。偶爾,有人提出質疑批評,也常遭受批評。我一位法律學的朋友,因為常批評政府防疫侵害人權,而被同事叫他「欸,中共同路人」。以我個人的思考為例,身為一個住在台灣的幸運台灣人,和身為一位長年關注疫病研究的批判性學者,我在看待疫情時,會有不同的感受與反應。但是,當我做為一位學者要發言時,我想應該要從學者的角色出發。

這一次,各方焦點好像都是台灣防疫成功,我也享受到了身在台灣的安全感與好處。不過,身為一位長年研究醫療衛生議題的學者,我很清楚不會有一個完美的防疫治理。而我以為,學者的研究責任,就是要看見並分析矛盾、衝突、斷裂、隱藏等各式問題,以期學術研究能發揮批評和改進政策的價值。

這就涉及了我要說的第三個面向。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面向三:重新審視疫病、汙名與不平等

第三個反思面向是,疫情的恐懼感與社會壓力暫緩了,很希望學界各領域的專家們重新審視我們共同走過的這段防疫之路,以利於反省與前瞻。以我自己來說,我想回歸我自己長年以來對於疫病、汙名、不平等的研究關注,我希望能針對這次的疫情,以具體的防疫案例進行嚴謹研究。但今天時間有限,只能先說明一下我的基本理念。

關於疫病的歷史研究,無論是遙遠的歷史,還是近期的歷史,通常都會指向一個大哉問:那就是,我們該如何評斷一個國家的防疫是否成功?除了表面可見的疫情數字與國際比較,研究者還必須回到各國具體的政治與防疫實作,以及不同位置的人的處境,才能真正探究結論。換言之,比較研究的基礎必須建立在具體清晰的案例之上,而不只是相信官方報告或表面數字就好,也不適合以理論套用或臆測即可。

我做中國麻風防疫的研究有一個深刻的感想,我是這樣寫的:「中國麻風防治的例子讓我們看到,生物醫療科技的有效性常被誇大,而人與其他抽象象徵因素卻常被低估。在防疫過程中,非關科學的理念與情緒,可能才是疾病治理成功或失敗的重要關鍵。」

我希望能在COVID-19的研究上,繼續表達出我對疫病全球化、國家治理、汙名歧視與邊緣族群的研究關懷,如同我一貫的研究理念,我認為這樣才能「揭示隱而不宣的複雜社會邏輯,以突顯影響特定社群中人的行為、思想及語言等道德規範的文化特質(ethos)。」

好的,我就先報告到這裡,感謝大家,請多指教。

(※ 本文為作者劉紹華在2020年「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COVID-19主題論壇上的發言原稿。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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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用字為「留在軌道上」(staying in my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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