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2016年台北電影獎頒獎以後：假性的平等

第十八屆台北電影獎，7月16日週六晚上在一片驚訝聲中落幕。陳潔瑤第二部劇情長片《只要我長大》獲得百萬首獎、最佳劇情長片、最佳導演、最佳剪輯、最佳新演員等五個獎項，是今年最大贏家。

台北電影獎從評審到給獎方式都偏向「影展式評選」（影展式評選意指採取小評審團制度，由各方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透過討論再投票選出得獎者），象徵台北電影獎最高榮譽的百萬首獎，無論是劇情長片，還是短片、動畫和紀錄片，都有機會角逐。

在2008年之前，台北電影獎所頒發的獎項並不多，除了百萬首獎及劇情、紀錄、實驗、動畫四個類別的得主，就是幾個表彰創作者或是技術人員的「評審團特別獎」。

2008年，台北電影節屆滿十歲，隱隱約約感覺到台灣電影即將奮起的一股力量，於是在台北電影獎的評選方式上大膽革新：百萬首獎將紀錄、動畫及短片排除在外，取消實驗片類別，增加了專屬於劇情長片的主配角及攝影音樂等技術獎項。

換句話說，過往那個擺脫主流劇情長片思維，期望能夠「真實反應」出當前台灣電影的創作景象，讓邊緣、小眾、獨立、非主流創作，有機會站上舞台，被更多人看見的台北電影獎，經過如此改版升級之後，明白昭告天下「劇情長片」才是焦點所在，而紀錄、動畫及短片則是淪為裝飾用的壁花。台北電影獎以此舉，昭告了自己向產業、主流、商業院線的靠攏。

不可諱言，2008年台北電影獎在賽制上的改版，確實一舉將《海角七号》、《九降風》、《囧男孩》、《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推上浪潮，對於台片復興功不可沒，但是卻也相形壓縮到非劇情片受到肯定的機會。

歷經兩屆抗議聲浪，台北電影獎自2010年起回歸不分類評選，個人獎項如演技與技術項目亦開放紀錄片和短片、動畫片角逐，此後連續五年，百萬首獎皆由紀錄片贏得，而導演、演員及各類技術獎項，頒予非劇情片者所在多有。

綜觀2010－2014年得獎名單，《第四張畫》、《消失打看》、《當愛來的時候》、《寶米恰恰》、《失魂》、《迴光奏鳴曲》等幾部當年度劇情長片類的贏家作品，其得獎總數少則兩項，多則四項；而這五年來獲得最佳紀錄片類首獎又直取百萬首獎的紀錄片作品，有像《乘著光影旅行》、《金城小子》、《築巢人》那般兼得技術獎項、甚至導演獎肯定，之於台灣紀錄片具有一定藝術美學高度之作；也有像是《沈沒之島》、《爸爸節的禮物－小林滅村事件首部曲》和《不能戳的秘密2：國家機器》緊扣社會時勢脈動，誠實反映年度現象的批判性作品。

▎不分類競賽有什麼問題？

台北電影獎的不分類競賽方式，雖然偶有驚喜，但也屢屢受到部份評審及觀眾的質疑，百萬首獎的鼓勵宗旨究竟是什麼？是具有一定美學高度？還是生猛粗糙，但看得見獨立原創精神？抑或誠懇呈現台灣當前面貌？由於每年評審組成截然不同，評選與取捨的標準浮動難測在所難免。

2015年的台北電影獎，張作驥執導的《醉．生夢死》贏得百萬首獎、最佳劇情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共五個正式獎項（假如加上媒體推薦獎便是六項），打破台北電影獎歷史紀錄。

誠如我在本文第二段所言，台北電影獎向來採取「影展式」評選，較少將重要獎項完全集中在同一部電影上面，然而由陳果導演領軍的評審團，大膽跳脫約定俗成的評選習慣，授予《醉．生夢死》如此榮耀，究竟是《醉．生夢死》太過傑出，抑或台北電影獎其他入圍作品水準不足，以至於其他獎項，集中在《如歌的行板》（最佳紀錄片、攝影、剪輯三項）和《軍中樂園》（最佳編劇、美術設計）兩部片，最佳女主角甚至頒給了日本女星永作博美（姜秀瓊執導的日本片《寧靜咖啡館之歌》）。

如此高度集中少數電影的獲獎結果，或許可以做為2014－2015年度台灣電影的重要警訊。

當台灣影人、觀眾、特別是政客，每每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之後，大聲嚷嚷要設立一個本土影人專屬的「台灣電影獎」的時候，本土商業院線的劇情長片在數量和質感上，是否已經發展完全，成熟到足以撐起一個能夠表彰各級專業技術項目的電影獎？而不是如台北電影獎那般，因為主客觀條件的種種因素，必須與短片、紀錄片和動畫共同分享？

這樣的警訊，到了2016年非但沒有紓解，反倒變本加厲反應在劇情長片的入圍名單上。本屆台北電影獎的紀錄片和短片入圍作品，成績相當整齊，然而劇情長片類的十部入圍作品，無論時效性還是品質，卻顯得異常尷尬。

▎台灣的劇情長片發展夠成熟嗎？

台北電影獎作為台北電影節最重要的核心，理當作為台灣電影的領頭羊，引薦下半年度準備上映的重要本土新片。就此次劇情長片類入圍作品來看，除了開幕片兼世界首映的《樓下的房客》之外，其餘九部入圍電影，分別是一部電視電影、一部台灣導演執導的中國片、四部2015年上映過的片，以及三部2016上半年上映過的片。

以往台北電影獎入圍的十部（有時十一部）劇情長片，對於新舊片的比例格外謹慎小心，今年的新舊片比例卻落差甚大；檯面上的原因，是各家新片因製作時程無法配合而來不及報名參賽，潛在隱憂則是台北電影獎趴數太低，新片對於報名參賽，或者在此進行世界首映興致缺缺。

略過沒有新片這點，今年度入圍的十部劇情長片，美其名或可說是題材多元豐富，然而倘若用影展選片標準加以檢視，水準參差不齊是不可逃避的事實。

就拿《屍憶》、《傻瓜向前衝》和《衣櫃裡的貓》來說，前兩者是類型片，後者是電視電影，它們雖不至於差勁，但成績的確與所謂「電影獎入圍」、「年度十大台片」仍有遙遠距離。再嚴格觀之，即便是整體成績較《屍》、《傻》、《衣》高了一階的《失控謊言》、《我的少女時代》和《樓下的房客》，放在這份入圍名單也都稍嫌尷尬了些。

想想過去的台北電影獎，在不同的時空與對手脈絡之下，初審階段可就狠狠拒絕過侯季然《有一天》、瞿友寧《親愛的奶奶》、陳駿霖《明天記得愛上我》和連奕琦的《甜蜜殺機》（這點我要在此公開向連導道歉，我是當年初審之一，我覺得這是我評審生涯最大的遺憾）。我不免好奇，今年擔任台北電影獎初審的遴選委員們，是在什麼樣的心情之下，勾選了這批影片呢？

再說《左耳》——今年入圍的十部劇情長片中唯一中國片——導演蘇有朋和執行導演連奕琦是台灣人，符合參賽規定，它的整體成績確實比上述我提到的六部台片都要好，讓它入圍天經地義。

但我要質問的是，《左耳》的入圍，與去年姜秀瓊執導的日本片《寧靜咖啡館之歌》，以及何蔚庭執導的中國電視電影《溫水蛤蟆》的入圍，或者再加上2013年的《率性生活之末日逆襲》（柯孟融執導的五集中國微電影結合成的75分鐘長片），讓這些掛著本土影人執照、血緣，但與當前台灣影視環境不大相干的「外國片」，佔掉寶貴的十分之一名額，其評選邏輯與標準究竟是什麼？

對我來說，就片論片其實是個假議題。倘若台北電影獎自詡要與放眼大華語電影圈的金馬獎做出「品牌區隔」，期望提拔具有本土、獨立、生猛、原創精神的影像創作者，那麼這樣一種乍看之下「超越國族界線」的評選邏輯，會不會反而是一種故作姿態的假性平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