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越杜鵑窩——非典型殺人事件的哀傷

這個令人悲傷的事件自3月28日發生以來，已經引發眾多的評論與哀傷的情緒，再多的感嘆也無法挽回一條性命，社會在探討問題根源的同時另也形成一股憤怒、哀傷的巨大情緒，正轉化成為仇恨，為了追討廉價的正義，正朝向所有社會偏差行為者前去。

電視新聞上聳動標題的跑馬燈反覆出現，評論節目提出各種解釋，針對廢死或反廢死議題彼此爭論、要求踹共，資訊之瘋狂都讓人無法直視而被迫關掉電視機。

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這句話讓我想了很久。瘋狂的兇手選擇小孩，憤怒的社會，則磨刀霍霍尋找祭品。

這股巨大的哀傷與憤怒，朝向社會更弱勢的人，而不會朝向社會頂端的強勢者、或者大多中產階級、為什麼呢？因為最底層的人沒有抵抗能力。

我想起一部電影《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75）這是一部反省醫療倫理的電影，根據Ken Kesey 於1962年出版的小說改編而成。當時有種手術，只要切開人類的腦白質便可使人痴呆卻不至於死亡，過去用來「對付」精神問題患者，同性戀者以及共產黨，用意在於減少社會的風險因子。

非常諷刺的是，這個手術曾經得過諾貝爾獎，在1940年代的美國，據說有數千人被迫接受這樣的手術，後因被控不人道因而終止。也許當時也有很多反對終止這項手術的聲音，他們同樣充滿正義的呼聲，希望保留這手術。

有人認為一旦把隨機殺人事件歸諸於社會結構性的問題，那麼超展開的討論，將無法撫慰我們內心的不安，以及面對社會悲劇卻無法即時伸手援助的愧疚感。

在這個網路發達的時代，或多或少我們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人來按個讚，持續向那些我們羨慕的人生勝利組按讚，然後進入另一個封閉的社群關係。那些孤立於社群之外、瀕臨於絕望與瘋癲邊緣的個體，誰來為他們的人生按讚？

一旦社會安全的樞紐被切斷，人性脆弱的一面也會越來越凸顯，在這個脆弱的年代，一群憤怒的年輕人曾經走上街頭去捍衛他們未來的人生，他們渴望追求夢想，渴望正義，然而社會交付給他們的只有一個破碎的將來。

左傾人士與社會學家，傾向將問題歸咎為社會安全崩解，「疏離感」迫使被推擠到邊緣的人採取最極端的手段宣洩，或者以製造恐慌的方式報復社會。

▎非典型社會的非典型人生

我們在學校看到非典型就學，有學生自就學開始背負學貸，在大學就讀期間還要以建教合作的方式一邊學習一邊到工廠實習才能獲得文憑；研究所期間也許要為教授做研究接案子，一切都是課業，一切都是責任，一切也都是免費，一切沒有勞健保。

出社會以後進入非典型的就業，加油站裡的工讀生，冒著生命危險爬電桿的外包商，豪宅與高級社區的保全、清潔更是一切外包，派遣勞動、專案性質的就業類型越來越多，一切美其名為契約自由化、彈性化，勞動安全制度的瓦解也就是社會安全制度的崩解，一層向下一層剝削，成本降低了，生存的壓力也轉嫁到更下層。

這個風險從何時開始產生？誰又是這個自由化、彈性化的受益者？

在國內，政府部門在2000年以後大量制定彈性化勞動政策，推動大量的公營事業民營化、私有化、外包化的服務。同時期，大量的企業得以透過外包制度減輕成本，外包越多成本越小，產出的品質越無法控管，安全風險也越大，從黑心油到擄人勒索，整個社會充滿了不安、恐懼與猜忌。

國際上，這一波社會安全體系的重大改變，來自於鼓吹市場開放與全球化的自由貿易論者。他們認為「既然大家都想拚經濟」，那就把所有能開發的市場盡情開發，如此一來生產要素的歧異自然會趨平，也就是投資都往成本低的地方去，於是大家一起簽貿易協定，把市場、勞動體制的保障全部取消掉，一些國家的傳統產業逐漸消失，然後連同產業的文化與其社會組織也逐漸沒落。

魯蛇的人生，工作越來越沒有保障，也越來越缺乏安全感，這一層層壓力堆疊在無法發聲的最弱勢者身上。

▎現代社會的瘋狂

我常常覺得，現代社會幾乎是個「易子而食」的時代，上個世代台灣社會累積的財富，並未透過更合理的分配機制惠及年輕世代，反而以市場開放與拚經濟的迷信，成就台灣為一個血汗、低薪、長工時與少子化，人人充滿不安全感的危機社會。

這充滿恐懼、不安與莫名的猜忌仇恨之情緒，將反覆循環，就像PM2.5在人體肺泡盤旋一樣，無法排除。

在部落社會時代，某些狂歡派對讓人進入忘我的神聖境地，那也許是人類社會凝聚彼此的神聖儀式。不妨可以說，「瘋狂」是部分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能。

現代人活在緊繃的社會當中壓力逐漸升溫，行為一旦偏差便可能被社會所遺棄，產生的憎恨感更使發狂與瘋癲的循環的週期縮短，或許因此越來越多人藉由藥物與酒精，以瘋狂讓自己暫時脫離現實的處境。

瘋狂使人們又愛又懼，它的本質是什麼？為何讓人類渴望瘋狂卻又禁制了它？

每個人都害怕瘋狂，卻又渴望可以讓自己在某種意義上擺脫常規的約束。理性變成囚錮人性的牢籠。現代生活裡面，人們瘋狂，因為害怕一旦變成魯蛇、被貼上行為偏差的標籤，不再有人按讚，不被認可而受遺棄，遂而封閉自我，放逐自我。

▎瘋狂，是社會底層最後的逃跑或是反抗

在最末一段，我還是把討論嚴肅地帶回《飛越杜鵑窩》這部電影。

《飛越杜鵑窩》的男主角Mike，為了躲避外在世界的刑罰，而躲到精神病院，電影以隱喻的敘事手法將世俗的責任、債務、社會的期待、長輩的責難、好事之人的關注以鏡頭語言一一呈現。

電影中，Mike更三番兩次挑戰精神病院的規訓體制與護士長，偶爾偷車帶精神病患同伴出遊、私帶妙齡女子進入精神病院縱夜飲酒狂歡。最後在一名患者死亡的悲劇中，男主角Mike放棄逃離病院的機會，企圖掐死以權威自居，卻管理失職的護士長而遭受院方施以切除腦白質的手術，徹底成為一個痴呆的「白痴」。

結局，也是讓我最震撼的一幕，一直引領精神病院反叛風騷的男主角Mike痴呆地被遣送回病房後，原本拒絕離開病院，害怕外面世界的伙伴「酋長」，重新燃起對自由的渴望，決心離開的時候也將Mike帶走——以枕頭悶死男主角Mike。

當Mike之前要求「酋長」跟他一起離開的時候，「酋長」為何拒絕？他不願回到正常世界的原因是什麼？因為他尚無法平復外在世界曾經對他的傷害，那道傷疤尚未癒合，疼痛仍在，他無法肯定自我，決心以裝瘋尋求自我放逐，好從這現實世界中逃逸。

儘管故事沒有交代「酋長」受過什麼樣的創傷，但是我們可以藉由電影情節代入一些對社會常規的理解：「酋長」是少數族裔印地安人，他的父親對酋長總是有所不滿與責罰，這些負面的成長經驗成為深沈的恐懼，這也許是他始終無法融入社會的原因。因此他要逃跑。

故事背景發生在1960年代的美國——那是少數族裔運動、黑人民權運動最蓬勃的時候，以此社會背景作為理解「酋長」的脈絡，應可明白，在一個充斥對種族壓迫與歧視的社會底下，瘋狂才能讓自己忘卻受迫的事實。

或許，「酋長」也經歷過一個魯蛇的青春，他也曾經懷抱夢想，他也曾經跌倒受傷，為社會所孤立，只是他選擇了沉默與自我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