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小熊英二（上）：如果寫父親都看不懂的文章，代表這是空談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小熊英二和台灣的編輯、翻譯，結束整早的密集採訪後，走進了台大旁邊的一家中華餐館——他接受出版社邀請，趁著開學前，訪台一周，推介自己拍攝、製作的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及剛出版的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文件夾上的行程滿檔，都是淺綠色工作註記，大多數是演講，還有一些是媒體採訪。正值新安保法通過，以及「抗戰70週年紀念」，聽眾或媒體大多繞著日本政府道歉與否和新安保法打轉，探問他的意見。

這或許也是沒辦法的事。小熊英二以社會批判著稱，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的主角是參與二戰、進駐滿州的日本兵小熊謙二，不可免的，就必須談論戰爭。況且，這位對戰爭充滿反省，甚至協助中國朝鮮族軍人向日本提出訴訟的九十歲老人，就是他的父親。「他出生於1925年，被捲入戰爭之前，我父親在小商店工作，接受徵兵後被送往滿洲，後來遭蘇聯拘留於戰俘營，在西伯利亞度過3年強制勞動的日子。回到日本後，在不斷更換工作之間，還染上了結核病，一直過著在底層掙扎的生活。在此之後，他開了一家小商店，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所寫的，就是極其平凡、一介小人物的生活。」

聯合報報導的標題是：〈日本兵傳記憶二戰「可視為某種道歉」〉，導言也直接點明：此書可視為日本某種形式的道歉，「如果每個曾參與戰爭的人都肯承擔自己的責任，最終會匯聚成一股力量。」

報導刊出後隔日，儘管晚上還有一場「學運與社運」的分享活動，但此時終究可以鬆一口氣。畢竟是返日前最後一天，他計畫著，午餐過後，或許可以逛逛故宮，這是他僅有的空檔。

他在圓桌這方埋頭吃麵，對面一位白衣平頭男子突然發聲：「請問是小熊英二先生嗎？」

這方所有人一起抬頭，驚訝之餘也協助應答：「是。」

「我這幾天在媒體上讀到關於他的報導，非常感動。非常敬佩這樣的日本人。」隨即，轉換流利的英語對小熊英二說：「你的父親到中國打仗，而我的父親是打日本的。」這位姚姓男子的父親是江蘇人，年紀輕輕就參加戰爭，而後跟著孫立人部隊來台。他不斷強調對小熊英二父親的欣賞，還說本來就計畫這日到書店買書。

▎父親並不特別

每每有人稱讚他父親，認為其父特別，他會說：「因為我是他的兒子，所以我知道自己的父親並非聖人。」他認為人類社會並非由好人壞人組成，凡人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如果只看單面，不是正確的認知，更不希望自己父親被特殊化，因為人人都有這樣的複雜性，也可能採取與其父相同的舉動。

但完成對他父親的口述採集工作後，他也坦言：

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對他者抱持的想像力，和他冷靜觀察後仍帶有的同理心，而這種同理心的想像力，正是當下這個世界最需要的。當下的世界，因為國家不同、文化或宗教不同、出身地不同、學歷不同、經濟狀態不同等等因素，人們被不斷地切割區隔。如果我們想要突破這些區隔，想要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需要的便是這種對他者的想像力。接著，為了拓展這種想像力的可能性，更重要的就是必須讓知識與分析派上用場。我透過本書想傳達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透過描述類似父親這樣的人物，向讀者展示這種想像力的可能性。

面對一個陌生的台灣人，激動地對他表述對父親的肯定，小熊英二臉上沒有太多表情，一如他在這幾日公開場合說話那般，簡簡單單回應，語氣還是斯斯文文平平淡淡，沒有太多抑揚頓挫，不興奮，也不激動，只是含蓄點了點頭，而後和對方閒話家常，聊起工作與日本經驗。彷彿不關自己的事。

就跟他這本作品一樣——儘管是書寫自己的父親，但比起兒子的身分，具有更強大的歷史社會學家的影子，公平且冷靜。

對一個參與社會運動的學者來說，小熊英二確實保持著冷靜客觀的態度。在新書發表會或其它場合中，若是沒有把握的問題，他不會回答，若是直接要導向答案的問題，他也會有所保留。沒有任何口號式發言，也沒有激情的批判。例如，當讀者表示，日本媒體少見左翼報導，懷疑「日本左派是否有影響力？」小熊英二的回答是：「不要有先入為主的既定印象。」他認為日本媒體並不缺乏左派報導，反而是保守派屢屢質疑：「你們只報導反戰。」

他也不同意自己的發言必須和社運聯結在一起，「我參加社運，投書媒體或發言時，只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寫的東西父親看不懂，我就不寫了。如果父親都無法理解的話，代表這是空談而已，所以，我寫大歷史敘事時，都會注意是否為空泛言論。如果是空洞的話語，周遭的反應自己也會清楚。」

他顯然也有意識地，把自己拉開到一個客觀的位置。我想起自己訪問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受到父親哪些影響？」他回答：「人要自覺性地想這問題很困難，真要說的話，或許我會因情況而做出冷靜的判斷，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也說不定。」

「父親是個性淡薄的人，對於悲慘的經驗，以旁觀的語調述說戲劇性的經過時，絕對不會添加任何浪漫的色彩，保持一貫冷靜客觀的態度，偶爾參雜著幽默談論事實。」因為這個特點，小熊英二得以藉由父親客觀的描述深入發展。而這部作品的珍貴，恐怕也如他所說，會留下個人記錄的，多半是知識階層或極強書寫能力的，「不被記錄的多數人」的生活與體驗多半被忽略了。而他不僅僅是想整理這類人的故事，還更積極地描摩戰前與戰後的庶民生活史，藉此討論「戰爭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及「戰後的和平意識如何形成」，除此之外，還導入社會科學觀點，佐以經濟、政策、法制等形成背景，描繪當時階級移動、職業選擇、產業結構等等面向，並非單純的人物故事而已。

這次訪談，因為時間限制，我也略過戰爭、戰俘經驗等等問題，以小熊謙二經歷的時代變化，談談戰後日本的歷史發展，與當代日本社會狀況。

▎了解戰爭才能了解二十世紀日本社會狀況與歷史

Q：在《活著回來的男人》裡，小熊老師作為主角的兒子，只是偶爾出場，描述不多，只提到好背景的母親專責教育，父親忙於工作。能否請教你成長經驗，與父親的關係如何？又受到哪些影響呢？

小熊：儘管父親忙於生意經營，但並非到很遠地方工作，所以能維持每晚回家吃晚飯的生活。大概就跟一般家庭一樣，會一起出遊、聊天等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也不會聊到戰爭。至於受到父親哪些影響？這問題不管是誰，都無法用一句話說完吧。人要自覺性地想這問題很困難，真要說的話，或許能夠根據狀況做出冷靜判斷，就是受父親影響的也說不一定。除此之外，父親不會因國籍不同對人有差別之心，不會因為是日本人或自己的親戚才信賴對方，就算是蒙古人、俄羅斯人，只要是好人都值得信賴，這點我和父親有些相像，但這是否是受到父親影響，我也不清楚。

Q：你是1962年出生，別於戰前貧窮的父親，是戰後日本經濟快速發展期的一代。但為何你的研究以日本人自身和回探過去的戰爭為主呢？

小熊：因為日本，我才會存在吧。我最初研究對象是日本少數族群。大學時期，我就略知外籍勞工與在日朝鮮族的議題。踏入社會後，從事編輯工作時，接觸到社會、經濟、外交等議題，對外籍勞工、在日朝鮮人問題有更多了解，便就開始寫評論，同時研究了歐洲、美國等地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但在這過程中，發覺既然我母語是日語，要研究的文獻資料都在日本，為何要讀美國文獻、研究美國呢？正是因為研究過一次美國，我才會對日本社會產生意識，做出自省：啊，日本社會也是這樣的啊～

研究美國社會時，有所觸發，心想：如果無法完整了解自己生存的社會，就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對少數族群之所以有興趣，也是因為認為，若能好好理解日本少數族群，就能理解日本。這是研究的起點，而在這條思考延長線上，我也發現，要討論在日朝鮮人、在日中國人問題，就不能脫離戰爭，除此之外，若要了解二十世紀日本社會狀況與歷史的話，避開戰爭，就無法完全理解當代日本。

▎三一一是日本改變的契機，卻非單獨事件

Q：你在2003年曾採訪過父親，請他談西伯利亞戰俘營經驗。但這本書的起點是2013年，你與學生的共同採訪。你曾說，如果在2003年訪問，你會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因為知識背景不夠。這十年發生了什麼，讓你認為有所累積，有能力做出有效的採訪？

小熊：我的父親退休後才寫日記，也是退休後才保留文本資料，其他都靠他的記憶。他記憶力非常驚人，可是，我必須不停追問，才能獲得有意義的資料。「所謂的記憶，會在敘述者與聽者之間產生相互作用，如果聽照沒有提問的能力，就無法引導敘述者的回憶。如前所述，本書受益於優秀的敘述者，才得以成立，但另一方面，作為提問者的我，因為擁有比十年前更充裕的知識與更廣泛的關心，起到了互補作用。」「所謂歷史，也屬於此類相互作用的形態之一，將傾聽對方聲音，努力賦予其意義的行為，稱之為歷史，應該也不為過。」

而我這十年之差，跟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有關。震災之後，我學習了許多日本社會政治知識。當然，我以前也讀過政治、經濟相關書籍，但都是為了過去的研究，2011年後，我往前跨進，大量學習產業、金融、貿易、選舉與核能機制相關的知識。

Q：聽起來是三一一改變了你？根據我的觀察，東日本大地震對日本社會有極大的衝擊與影響，人們似乎開始反省自己的社會，慢慢有了改變的行動？

小熊：你這種認識並不能說錯，但太簡化了，有很多因素都必須要考慮進去。包含2000年中期開始，日本發生雇用問題、貧富差距增加，還有2009年自民黨政權大敗，新政黨上台等等，有各式各樣的事情發生，讓日本人開始意識到，現在的日本似乎和過去的日本不同時，地震就發生了。

當然，2011年這場災難對日本來說，是很重要的契機，卻不能視為單獨事件，畢竟，之前已經累積許多不同的議論。就我而言，當日本發生社會保險問題，產生貧富差距時，我就已經在注意了，2003年，第一次採訪父親時，我正在注意貧富差距的問題，2011年核災，自然是一個很大的觸發點，迫使我去注意。

從我的書中可看得出來，日本社會發生的連續性變化，比如說，戰前，父親居住的地方有很多小銀行，後來經過金融整併，小銀行都消失了；父親能夠脫離貧困生活，是因為申請了公營住宅，那也是因為日本當時正好在推廣公營住宅政策；父親從西伯利亞返日時，日本發生了劇烈的人口流動變化……這些年來，像這類的歷史與議題，特別是震災後，我有好好研究過，所以寫這本書時，有能力考慮外在環境因素。如果沒有研究過，與父親的談話，除了西伯利亞戰爭經驗外，就無法理解其他故事的重要性。如果沒知識，就算挖到金礦也不知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