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斷交 斷不了人民真情誼

每逢友邦與我斷交，便有人說：「這種朋友不交也罷。」誠實地說，看到這樣的新聞，我的心裡也冒出這樣的聲音：「誰稀罕！」

但，的確是有人稀罕。

2008年，馬拉威結束與我們的友誼後，駐守馬國的大使館、醫療團和農技團的成員，收拾行李，打道回府。當時的醫療團團長余廣亮堅守到最後一刻才離開，當地一位酋長帶著族人，開車追了四百公里路程，追到機場哭說：「你們走了，我們怎麼辦？我們不想死啊。」

而台灣醫療團建立的幾個公告衛生計畫，也不得不擱下。（後來，某些計畫以和國際合作的方式繼續）

咸認為外交是政治的事，是政府和政府的關係，是權力的競逐和交合；卻不了解，人和人的互動、民間和民間的交往，有的時候才是帶動交誼的核心──儘管這個交誼會因政治的一聲令下而斷裂。

昔日，馬拉威因「反共」立場，被稱為中華民國最忠誠的朋友，邦交長達40多年之久。但遲至2002年，官方的醫療援助才在該國生根──由屏東基督教醫院領軍的醫療團，進駐我國協助興建的姆祖祖醫院。

在此之前，全馬拉威1300萬人口，只有100位醫師，受過專科訓練的更少於10位。西方時常送馬拉威的醫學生或醫師去受訓或接受教育，但學成歸國的很少，因此，這個國家大部分執行醫療照顧的，多是醫專畢業或接受短期訓練的醫學技術人員（clinics），而他們因沒有正牌醫師執照，於是也離不開這個國家、出國工作。貧病相依，這個貧窮的國家充斥著瘧疾、愛滋病、節核病等疾病，卻無醫療資源，平均餘命也因而特別低。

醫療資源貧乏，人民也因為普遍沒受教育，自我照護的能力也沒有。許多人生了病，就去找巫醫，沒有療效就算，有時小病還釀成大病。但這是非洲常見的問題。

我曾看過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寫的書，上面寫著非洲女性難產比率甚高，那是因為沒有上學、沒有知識，基本狀況搞不清楚，一遇到問題就找巫醫或社區的產婆，有個懷孕婦女痛了三天，小孩生不出來，請來鄰居產婆，產婆來了，左轉右轉就是解決不了，於是一屁股往這婦女肚子上坐下去。婦女子宮都破了，命在旦夕。

姆祖祖中央醫院建立、台灣醫療團進駐，某種程度上，是為離首都甚遠的馬拉威北方樹立可靠的醫療重鎮，不僅帶來先進醫療技術、培育人才，還執行各項公共衛生計畫。

例如，為他們培訓「產婆」。

這話說來弔詭，既然這個國家少的是進步的醫療和受過訓練的醫護人員，為何遠從台灣而來的醫師，卻要增加他們的「產婆」──這個看似該被淘汰的「職業」（如果稱得上是職業的話）？

馬拉威政府也不懂，他們不高興地說：「我們希望國家進步，可你們卻要培訓早該淘汰的產婆。」

不過，台灣醫療團另有想法。

「正是因為醫療資源不足。」執行這項計畫的小兒科醫師陳志成認為，受過訓練的接生婆可以遞補欠缺的醫療照護人力。非洲過往的問題不在產婆，在於「沒有接受訓練的接生婆或親屬協助生產。」

全非洲有四成婦女依賴未受訓練的接生婆或親屬協助生產，馬拉威也有三成之多，而馬拉威產婦及嬰兒的死亡率甚高，每一千名活產嬰兒約有八十四個死亡，存活的孩子，每千名有百名活不過五歲。就如同紀思道採訪書寫的第三世界女性問題一般，「生產是婦女最大的難關」，如果要降低母嬰死亡率，就要有受過訓練的人力，而這些人可以就近幫助產婦，而不需等孕婦出現問題，才在顛簸的路上耗費時間精神往本就稀少的醫院送。

成果的確斐然。台灣醫療團在三年內訓練了八十一位接生婆，成功將嬰兒死亡率降為原來的一半，同時，孕婦死亡率為零，被當地醫界視為奇蹟。「救一個母親就是救一個家庭；救了家庭，國家才有希望。」陳志成這麼認為。

類似這樣的「計畫」，並非白色巨塔裡精密的醫療技術云云，而是再基本不過的「基礎建設」。例如，為沒有身分記錄、不知生死、沒有戶口的馬拉威，建立指紋辨識系統，因而得以追蹤病患的流向，也能為他們建立病歷資料；又或者為他們帶入捐血的概念和行動；還有讓寡婦養雞，活絡了村莊，也為當地人補足營養....。

在台灣，醫師會上看著電腦螢幕、讀著最新的醫學期刊、研究更新的醫療技術；在這裡，他們要往下看著要補足哪些基本需要，解決最簡單的問題，小兒科醫師什麼病都要看，外科醫師什麼刀都要開，而院長余廣亮這個麻醉科醫師，什麼都要管。上上下下不同層次，醫療視角完全不同。

「當其他國家經歷過工業革命而緩慢進步時，非洲國家連鋪電話線的過程都未經過，就跳到衛星和手機時代。」我在馬拉威第一次見到余廣亮時，他便以這句話簡單比喻在非洲工作須轉換的思考：「必須要幫他們鋪地線。」

這樣的耕耘，並非白費。當地民眾是深切感受到的，也才有當地婦女對斷交消息愕然之情，才有酋長逐車之行。

去年，甘比亞與我斷交，引起社會諸多討論，多是批判外交人員辦事不力、什麼都沒做。但一位農技團工作人員說出了他的心聲：在非洲待了快九年的我，其實很清楚感覺到，自從政府外交方式轉變後，做技術國際援助的我們，在執行計畫上面多了一分「底氣」。這分底氣來自於對技術的專業自信以及雙邊外交關係的穩定，我們開始可以用技術去委婉拒絕駐在國的不合理要求，我們可以可以用技術語言引導計畫真真正正走上比較好的道路。」

他說，斷交的訊息頓時讓這些年站穩腳步的「底氣」稍稍洩了氣，而台灣媒體（或是一半的人民）總是習慣用「結果」去回推一切，但許多奉獻青春光陰在非洲的伙伴、前輩、各國專家都值得敬佩，但在媒體只出現獵奇的新聞或者「小昆凌」，看不見因許多人努力，讓很多家庭免於糧食不足的恐慌、很多孩子因為家庭經濟的改善可以上學去了......。

像這樣的心聲或故事，終究還是要提它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