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有自己的投票權——不只是選戰，還是世代之戰

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的高鐵乘坐日期。

當時在NGO工作的我，收入不多，除了買書、電影省不下來，生活一如學生般簡約──高鐵於我，自是奢侈的交通方式，從修建時期我就常叨唸自己搭不起。2008年3月21日，高鐵通車滿一年之際，父親約我同他一起回家，他已買好隔日的高鐵車票。

「這麼好？」我忍不住竊喜。即使父親沒買車票，我也必須要回家，因為，隔日即是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自成年以來我從未放棄任何一次投票權，當然得回鄉投票。

至今我仍然疑惑：「為何父親會這麼慷慨？」畢竟，我們政治立場相左，每每談及新聞時事就會翻臉，他應該知道，「送」我回家投票於他不利，卻特別請我搭高鐵？

果然，一到家，當我對家人洗腦：「政黨票請投台灣綠黨，立委請投某某某。」父親表達不滿：「我竟然花這麼多錢讓你回來投敵人。」我則一付打勝仗的樣子，洋洋得意。

幾個小時後，選舉結果揭曉──打勝仗的是父親那方。但他並無喜色，只是不停地說：「這是當然的結果。」他始終無法了解，為什麼投票要投給小黨或沒有勝算的陣營：「根本是浪費。」

過去，身邊的朋友顏色立場大多分明，而且多半循著家族的政治認同而行。我對那樣的「家庭和樂」很是羨慕，因自我成年便與家人立場相左，凡談及政治就像在彼此間放個炸彈一般，久而久之，便怯於公開討論，各走各的橋，各行各的道。

然父親與我的政治立場與價值，不是單純的藍綠省籍之差，更不涉及左派右派之別，而在於對政治社會的理解與想像有嚴重的隔閡。

我是出生南部的本省人，在台灣媒體習於劃分的選舉結果版圖上，位在濁水溪以南的我們家應當是綠色選民。與馬英九、陳水扁同年生的我的父親，背景上類似陳水扁，一個貧民之子，非得餓肚子苦讀才能扭轉階級地位，因此自小努力向學，期望掙得穩定的人生。

但這一代追求的穩定，和上一代因戰爭流離、殖民統治或威權鎮壓而渴望「穩定」，自然是不同的。祖輩希望的穩定，是保住性命，能夠過日子，但父輩要的穩定，則是經濟物質的滿足，要過「好日子」。

他們的確做到了，他們的成長與台灣經濟發展同步。那個時代，只要他們認真拼命，就可獲得相對應的回報，更棒的是，下一代脫離了他們經歷的苦日子，在相對優渥的環境中成長，可以實現他們未曾實現的夢想。

我的父親便是如此。他好學，卻因家貧無力升上大學，即使認真讀書考上國立大學，卻連門都踏不進去，只好循著兄長之路「賣給國家」，去讀軍警學校。

有一種說法，台灣貧窮地區專出兩種人，一是黑道，一是警察。像我父親成長的貧窮家庭，想要脫貧，就要循此路「讓國家養」。我的叔伯因此都是軍警，而我便生長在這麼一個有著貧工背景的軍公教家庭──依照台灣選舉的職業光譜分析，我應是泛藍家庭的小孩。

我所羨慕的那些家庭，令我相信政治意識型態血統會在家族中傳遞──深綠家庭養深綠小孩，泛藍家庭出泛藍子弟。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單純可以一分為二。某年總統大選共有四組候選人，父親四兄弟年過半百，卻於農曆初一返鄉祭祖時，在餐桌上爭吵起來，只因他們分別支持不同候選人，各有理由，都想說服彼此。而我母親妯娌則在旁輕笑：「男人就是這麼瘋政治。」

兄弟都如此，何況親子。「自由民主」四字已生根入骨於我們這解嚴世代的血肉裡，有更多資訊讓我們的政治思考不再那麼簡單。

經歷不同，未來面對的也不同。當上一代買得起房子，並且大談如何炒房地產，我們這一代卻連房租都煩惱是否能交得出來，我們焦慮工作被搶走、焦慮中共控制、焦慮退休金領不到，焦慮房子買不起。我們雖生長平和富裕的時代，但危機感也更甚。

上一代也有危機感。他們經過貧窮，所以怕窮，他們經過解嚴前後政治紛亂，所以怕亂，特別是經過努力扭轉地位，獲得安穩生活的中產階級，更怕失去他們大半輩子掙來的一切（相較於這群人，有一群人因為爭取過民主和社會開放，因此更怕回到威權、封閉的環境）。這群中產階級因而顯得保守，也趨向泛藍色彩。

我們這代自有我們的政治主張，甚至希望開拓的政治想像，這可能是源於對其他國家發展的欣羨，也可能取自過往的經驗。那也是因為上一代給了我們足夠的資源和支持，讓我們學到更多看到更多，例如我們看到荷蘭wiki city的經驗，知道德國綠黨的理念，學到南非彩虹國度的精神……，或者根據自己國家歷史發展軌跡，而對工業擴張、資本肆虐、環境破壞、人權踐踏與新聞控制而有所反省，於是，有了自己的主張跟行動。

這或許是長年埋頭打拼，爭取自我好日子的長輩無法想像的。於是，我父親質疑我投綠黨沒用的算計。

對我父母而言，選舉投票或許像是在菜市場買菜，要便宜、划算、有功效，又或者像參加在百貨公司週年慶，選擇大廠大品牌準沒錯。這便是政治立場與選擇的反應──當我們這代在乎權貴、在意不公平、關注能力時，我們上一代的婆婆媽媽可能像挑女婿一樣，想挑個斯文有禮的好孩子。對這些大半輩子都處於黨國系統，主流而傳統的論述間的老百姓來說，實在難以對他們訴說一種超越政黨或意識型態的政治可能與想像，也很難去討論「投票是選擇一種價值，而不是一種買賣」。

「選他，有好處。」他們會這麼想。

但我們這一代知道「選舉並不為了什麼好處」，那是對未來的選擇，對理想的選擇，對價值的選擇。我們選擇一個自己期望的生活方式，選擇一個能實現的夢想藍圖，選擇自己如何成為一個想成為的自己。

甚至，我們選擇想留給後代子孫的國家。

我有好多朋友來自不同背景，年紀輕輕就投入社運，他們平時和政府對著幹，但也會提出許多辯論與反思。他們因非藍非綠而屢遭藍綠抨擊和質疑，雙方都認為這些年輕人是敵人的走狗。對這些人來說，政治實踐不一定要透過選舉和投票，他們甚至放棄了自己的選舉權，或者選擇性投票（如投市議員，但市長廢票）。即使是廢票，亦是一種信念態度與主張。他們在乎的不是勝負，而是信念和價值選擇。

國家這個概念，不是綁在政黨選擇上，也不是綁在誰贏了世界就毀滅上頭，而在於每個日常生活中的理想實踐。

當然，這也是上一代所不能理解的。

但世代隔閡是否是鐵板一塊？大學時，我曾因社運議題與父親決裂，多年後，他隱隱發現我參與樂生保護運動，卻只輕輕說：「不要被抓進警局讓我難看就好。」但他也因此慢慢理解，這些媒體上呈現的頑劣青年並非故意要挑戰公權力。

再更多年後，立院被佔據，父親甚至主動與我討論，想要理解這一切，態度非常開放而友善。我欣見每一次參與每一次討論都可以化解一些代溝，儘管還是站在不同立場，卻不致於衝突決裂。

然而，世代之間可以這麼容易和解嗎？

這次九合一選舉，父親又忍不住說了：「這次我不投票。」父母對政治現況有點絕望。

我心裡高興，至少他們的票不會跑到我反對的那邊去。但父親接著說：「你也不要去投票了！我知道你要投誰。哼。」沒關係，這次我自己會花錢買高鐵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