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二戰年年道歉的責任,終點何在? | 周偉航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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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二戰年年道歉的責任,終點何在?

圖/路透社
圖/路透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之際發表官方談話,其內容被視為是對日本戰爭罪行的「道歉」。雖然不少戰爭受害國仍不滿其內容,認為太過籠統,但以安倍的極右形象來說,其溫和的用字譴詞,仍讓不少反日主義者感到驚訝。

這篇由日本專業官僚細心敲定的長文,當然值得全面分析,不過我於此只探討一個其中的主題,就是「道歉責任的終點何在」。

安倍文告中有一段提到這方面的內容,我粗譯如下:

「現今日本戰後出生的世代已超過總人口的八成。我們的下一代與那場戰爭沒有關係,不應讓他們繼續背負道歉的宿命。儘管如此,我們日本人,不論是哪個世代,都必須真正面對過去的歷史。我們有責任抱持謙卑的態度承受過往,將之傳遞給未來。」

這顯然是從「行為倫理學」角度出發的看法。

行為倫理學者認為每位行為者都是獨立的個體,罪是不會「遺傳」或「傳染」的,人只需要為自身的行為負責。要求某人為他沒做過的事道歉、負責,會形成過度的道德壓力,扭曲了個人的人格與自主性。

所以我們沒資格要求戰後出生的日本人道歉,現在的德國年輕人也沒必要為納粹道歉,而今日的國民黨青年軍,也沒必要為228道歉。

社群主義者則抱持相反的態度。他們認為人都受惠於所屬的社群,你沾了好處,也要因此承受相關的責任。

大多數日本人的確是在戰爭之後出生的,但不代表他們和戰爭完全沒有「關係」。戰後出生的日本人,其父母或祖父母可能是戰前出生,並且曾透過戰爭獲得一些「什麼」。

雖然終戰時,日本在各方面都被「打回原形」,掠奪來的財貨幾已不存,但他們在日本帝國時期所培養出來的龐大人才庫與知識底蘊,是他們能在戰後快速復興的關鍵。

所以即便是二十一世紀出生的日本人,也會有某些個人條件的脈絡可回溯到日本帝國時期。

那日本人還是要一直道歉下去囉?也不能這樣說,不妨先扔下日本,看看我們自己。

現今多數台灣人的先祖在二戰之前是日本人,而另一部份台灣人的先祖是被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所以「我們台灣人」是要「道歉」,還是要「被道歉」呢?

這就是台灣尷尬的地方。老實說,與其檢討日本人該不該道歉、該怎麼道歉,不如好好思考、反省自身應有的責任與角色。

在安倍的文告中,台灣同樣被列為「受害者」,甚至是有別於中國的受害者。這或許代表我們可以安於「接受道歉者」的角色。

但這種態度並不是真正良善的處事態度,只是在逃避問題與真正的責任。每個台灣人都應該釐清自身在二戰議題上真正的道德角色,確定我們是得利者(得利者不一定是加害者),或是受害者。

即便是戰爭的受害者後代,也有相對的道德責任。任何的倫理關係都是互為的,當甲方真切對受害的乙方道歉,乙方也會有「原諒」或「和解」的道德責任。因為道歉的用意是在於重建雙方的溝通模式,單純的報復或補償只是一個階段,沒有太大意義。

因此讓日本或其他的加害者後代永無止境的道歉下去也不對,這代表另一方並未盡到應有的責任。

而要達成原諒與和解,需要雙方不斷溝通,先拉近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落差。這不是用一方的戰爭史觀當做標準答案壓在對方頭上即可。雙方應充份展示自身對於歷史事件的詮釋,並且思考之間差異的成因。

最後或許無法達成共識,但總能逐步理解對方的想法,慢慢減少主觀成見的部份。

先不談台灣人該如何和日本人達成共識,我們可以先思考台灣人對於二次大戰的看法落差,這其實正是中日之間看法落差的縮影。

為了避免道德錯亂,每個台灣人都有必要誠實面對自己與二戰的真實關連。企圖以中國或日本的價值取向來解釋這場戰爭,都不見得能完整對應個人生命的真實背景脈絡。

你可能自認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實際上卻是日本侵略的受益者,因為你家長輩避談自身在汪精衛政權中的過往,而讓你輕率接受了重慶方面的史觀,以其為真理。

你可能以先人身著皇軍制服的照片而自豪,卻不知道他厭惡、害怕戰爭,拼命裝病裝瘋以求脫離戰場。

回去尋找你與二戰的真正脈絡,你對於這個「事件」才會有清晰的道德圖像,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

透過公開展示各方意見,我們就有機會瞭解社群成員背後的複雜歷史脈絡,知道「標準答案」的不切實際之處,進而能對各種立場保持尊重。每個台灣人都該在找到自身真實的歷史脈絡之後,選擇適切的道德角色,並且努力完成相關的責任。

當然,從二次大戰以來,道歉與原諒的過程早已不斷進行中,隨著直接相關者的逝去,以及後人對於事件的誠懇與開放,會使各方在道德關係中慢慢進入中立的狀態。到最後,這事件會與社群多數成員的道德責任脫勾,而以歷史知識的方式存在。

這不是遺忘。不關懷自身與戰爭的真實關係,隨意選擇一個道德位置,才是遺忘。

那我們應該怎麼看待日本的道歉責任呢?

如果日本是「道歉」的角色,而我們是接受道歉者,那麼不妨思考一下,我們自身對於營造「理解與原諒」,又做了什麼?

戰爭結束七十年後的現在,中華民國政府仍努力回憶戰時的氛圍,在脫離現實情境的狀況下,企圖以重建反日情結的方式來紀念終戰。

這種作法對嗎?在要求日本人道歉的同時,我們是否該先為了「採用這麼老套的意識形態來詮釋二戰」,來向我們的下一代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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