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失言、還是被失言？判斷失言的兩個標準

最近在立院內外，有官員、立委與準院長的發言被特定媒體認定為失言，分別是立委羅致政指「念私校多是中下階層」，準司法院長許宗力提到「從事性交易大多是中下階層女性」，以及法務部長邱太三的「酒駕多為中下階層」說法。這三個說法都提及中下階層，因此被認為有歧視意味。

但提及中下階層，就算是歧視嗎？只怕這種批評的「政治目的」，遠大於真正的倫理學意義。說穿了，認為這種言論是「失言」的媒體，搞不好才是真的失言的人。

對於什麼樣的言論算歧視，哲普作家朱家安近期都在致力釐清相關的標準，我將他的論點簡化為：「一個論述如果會造成受迫者的情境更加惡化，那就算是歧視言論」。即便這個論述是基於事實的描述，仍然算是歧視，而且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延伸：講出事實也是歧視嗎？——外傭餐的分析）

朱家安的說法自有其理，不過我要整理補充一個論點，就是在社會哲學或倫理學界，對於「歧視」行為（包括具體行為和言論），還有一個更明確的公說定義，就是「以不相關的條件排除個人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像是以膚色限制黑人不能在此公園遊玩等等。什麼條件算是「不相關」，則是會變動的，需要社會大眾透過討論以建立共識。

以下我就依上述這兩個標準，來檢視這些三個被特定媒體認為是失言的說法。

首先是立委羅致政指「念私校多是中下階層」，他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私校學費高，但學生又多數是中下階層子弟，相對於讀公立的有錢人子弟，前者負擔要重得多。這會造成階級複製，有錢人越來越有錢，窮人世世代代都窮，所以羅立委要求政府落實青年不讀大學者可提早就業，並每月多領一萬的補助計劃，以減緩其經濟壓力。

就這論述角度來看（因為這補助方案還沒實行，只能就計劃文字來推估），基本上符合朱家安的「不讓弱勢情況惡化」條件，也符合「未以不相關的條件排除個人參與社會活動」，所以算不上是歧視言論。那為何特定媒體會質疑這是歧視？

因為提到了中下階層讀私校。但中下階層讀私校，是台灣的一個普遍現象，近年也有許多學者的量化研究指出這個嚴重的問題，這不是想像，是事實，有錢人家的小孩就是比較容易考上建國、北一女、台、政、清、交，然後一飛沖天，而窮人就是在學貸中打滾。

羅委員指出這個現象，並要求解決這個現象，怎麼會算歧視言論或失言呢？除非你是認為本案以不相關條件排除了「有錢人」，但有錢人是既得利益者，方案有「排富」才是正義；故意不談階級複製現象，才是真正的惡質。

其次是準司法院長許宗力在立院提到「從事性交易大多是中下階層女性」。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性交易非法化，會讓從事性工作的弱勢中下階層女性受到黑道的壓迫，合法化之後有政府監督管理，性工作者的權益將更獲保障。

就其論述來看，一樣也是符合「不惡化」與「未以不相關條件排除個人參與社會活動」。在他的說法裡會被排除的，只有「黑道」而已，排除黑道控制人口販運，這很正常且正義吧？怎麼會是歧視呢？他又不是說「中下階層女性大多從事性交易」，這種基本邏輯能力，記者和編輯總有吧？

第三案是法務部長邱太三的「酒駕多為中下階層」說法。會有這話是因為他在立院回應質詢時提到酒駕者有七成是騎摩托車的人，這代表「可能中下階層的人比較多」。邱太三的這個推論似乎有點不太合學術推論規則，可以就這個數據與其結論的連結去進行質疑。

不過，在此之外，法界在探討酒駕累犯與刑責累進的時候，很早就已注意到如果提高酒駕的金錢罰責，可能會對一些中下階層的酒駕者造成負面影響，他們可能交不起罰金而入獄，或因高額罰金嚴重影響家庭生活（讓家人受迫），又或是因生活機制被破壞，養成酗酒習慣，而成為酒駕累犯。

就像有錢人根本不怕超速罰單，你就算酒駕重罰，單一標準也是對有錢人不痛不養，把他抓去關一陣，出來還是一尾活龍，但叫窮人交幾萬塊的罰單，或是抓去關，可能就會肇生新的危機家庭了。如何訂出一套真正能嚇阻酒駕的配套制度，一直都是相關部門傷腦筋的重點。

邱部長此言應該也有這樣的考量，但是他推論過於跳躍仍是個問題，在他提出具體的補充論述（像是說明酒駕者的社經地位統計，或是如果前兩段所述的實務問題）之前，的確可以依朱家安的標準質疑其推論有歧視的嫌疑，有可能造成機車族或中下階層背負惡名。不過依學界對歧視的通說，他並沒有以具體方式或言論來限制機車族或中下階層的相關權益，因此稱不上歧視。

整體來看，這三個案件都提到「中下階層」，而這三個政治人物又與綠營相關，部分媒體的「失言」批判，就有著濃濃的政治意圖，而非倫理考量。因為這裡賣弄的是一種廉價的倫理標準：綠營人士瞧不起中下階層，所以是錯的。

但他們真的瞧不起嗎？直接在標題下「失言」兩字，會讓讀者在沒看到內文的狀況下，認定這些人的發言有歧視的意味，但其實這些論述者都是站在關切中下階層的受迫立場，而企圖提出改善的「肯定行動」方案，這代表他們的價值立場正好與上述的廉價倫理批判所罵的相反。就算邱太三有過度推論的嫌疑，但他的結論對中下階層來講仍不是攻擊性的，反而是想保護中下階層。

相對來說，下標的編輯與持批判立場的記者，是否又真正瞭解中下階層在這些議題上所碰到的困境呢？

就他們批判這些「政客」的角度來看，應該是「沒有」。

中下階層交高額學費、淪為性工作者，或是成為各種重罰的主要受迫對象，已經是相關研究領域關切許久的議題，甚至是基本常識，但這些媒體從業者所展現的價值態度，卻好像是首次聽聞，才會把這種說法視為「失言」。

其實這些質疑他人失言的媒體人，才是真正的失言者。他們並未準確的利用媒體公器來解決社會問題，還是將之當作政治勢力對抗的工具。實際上，這些「綠營政客」在探討這些問題時，並未引入藍綠惡鬥式的論述，甚至連藍營政客也沒主動質疑這點，反而是媒體不能就事論事，硬是要操作，這當然就很難看了。

自「失言大帝」柯文哲興起以來，總是有人持政治意圖想要針對言論中的道德錯謬來擴大批判，但要進行這種批判，首先還是要有點倫理學概念，接著是具備像樣的邏輯推導能力。

少了這種能力，就如實報導即可，別學內容農場亂下標，讓百姓自己去評價。真正的惡人，百姓是有能力辨別，且不會饒恕的。當然，這評價的對象也包括媒體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