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訓導主任洪秀柱沒讀過的高中歷史 | 朱宥勳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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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訓導主任洪秀柱沒讀過的高中歷史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在8月20日晚間,洪秀柱的臉書粉絲專頁發表了一篇文章,以「我十分憤怒!」抨擊李登輝投書日本媒體《Voice》,對李在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台灣人角色的詮釋感到不滿。在歷史課綱爭議懸而未解的當下,洪秀柱毫無常識的怒點,以及其下許多網友對洪秀柱之怒的附和,正好是一個鮮活的案例,來讓我們知道為什麼歷史課綱很重要,以及為什麼洪秀柱之流的國民黨人這麼害怕95課綱、98課綱指導下的歷史科,不惜代價也矢志「微調」。

在接下來的文章裡,我將扮演高中歷史科學習狀況良好的高中生,來幫訓導主任洪秀柱,補幾堂她沒上過、也不希望別人去上的歷史課。而在後半段的文章裡,我會討論到底應該如何面對這段歷史。

▎讓高中生幫主任補課

透過95課綱版的高中歷史課,我們明白歷史科的「核心能力」是「歷史思維能力」。歷史思維能力有很多種,95課綱明定在高中階段至少要學會這四種:(1)時序觀念;(2)歷史理解;(3)歷史解釋;(4)史料證據。以下我們就扣除掉比較複雜的「歷史解釋」這塊,用剩下三種能力,來和洪主任聊聊歷史。

首先是「時序觀念」,也就是說,我們在討論一個歷史事件的時候,要搞清楚它發生的前後順序,不能隨意混淆。95課綱指出:「歷史事件及人物應放置在時間架構下,才可能顯現意義與價值。」所以當我們和洪主任一樣看到李登輝的見解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確認時間點。從聯合晚報〈李登輝:台對日抗戰非事實 身為日人為祖國戰〉的報導來看,李登輝提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敘述主要有兩條:

A.「70年前,台灣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既然是同一個國家,台灣對日抗戰當然不是事實。」

B.「當時台灣的同胞們,毫無疑問都是作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

我們很快地從這段陳述裡,找出了幾個相關的年代:

  1. 李登輝提到「70年前」,故將2015年減去70年,為1945年。
  2. 根據沒有爭議的歷史事實,1895年到1945年之間的台灣,實質上也確實由日本政府統治。
  3. 再一次,根據沒有爭議的歷史事實,二次大戰裡的中日戰爭,發生在1937年到1945年。

綜合以上三個年代,李登輝的A陳述大致上沒有問題,那時的台灣確實不可能「對日抗戰」,這種行為在戰爭體制下的日治時代末期,是背叛天皇的行為。雖然有一點小瑕疵,但還不算有太大的誤差。(因為嚴格說起來,1945年10月25日以後,台灣和日本就不是同一個國家了。不過現在才8月嘛,真要算那麼精,那時候也還是日治時代。)B陳述則牽涉到其他的問題,我們後面再討論。

所以當洪主任生氣地說:「你對得起當年被日本人欺凌、屠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同胞嗎?」時,我們其實有點看不懂。嚴格說起來,目前只要70歲以上的本省人,都曾經當過中日戰爭中「日本」那一方的國民,還真的都「對不起」中國「同胞」過;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作為交戰的敵方,中國「同胞」難道又「對得起」當時的台籍日本兵了嗎?主任您這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啊。對於這種程度的崩潰發言,如果不是因為沒有「時序觀念」,那可能就是因為不會減法,所以這筆帳算得一塌糊塗。不管是哪一種都是很慘的事情,我們應該予以同情的理解。

接著,我們要來解決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那就是:我們上述推論所使用的史料可信嗎?這就牽涉到「史料證據」這項核心能力。我們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是李登輝的投書,但限於高中生日文能力不足,僅能從媒體上得到相關譯文,而且還是摘錄的譯文,而無法確定原文是什麼。我們知道這是很不可靠的材料,所以決定依據95課綱的精神,來審慎使用這段材料:「理解因解釋者(包括他人或自己)立場的不同,各種史料的判斷及取捨,會導致差異。」我們要回頭去檢視提供我們這段材料的來源,也就是摘譯刊出的各家媒體。

李登輝前總統投書日媒。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李登輝前總統投書日媒。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根據過往的經驗,台灣的媒體各自都有自己的統獨立場,而近年李登輝偏向獨派,所以如果偏向獨派的媒體,立場就會與他相近、偏向統派的媒體,立場就會與他敵對。所以各家媒體呈現的這段材料,有三種可能:

  1. 最佳情形,他們都保持中立,忠實呈現李登輝的發言。這樣我們使用的史料就完全沒問題,所以暫不討論。
  2. 立場偏向統派的媒體,因為與他敵對,所以可能會將材料摘錄、扭曲成對他的論點較不利的形式。
  3. 立場偏向獨派的媒體,可能會因為與他同陣營,所以將材料中對他不利的東西隱藏起來,這也是種扭曲。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我們剛才論證的依據,是不是在第二、三種可能中被扭曲了?但回頭檢視各家媒體,無論是通常偏向統派的聯合報,還是偏向獨派的自由時報,都出現了「70年前」這個標記,而這是我們論證的主要基礎。這是整段材料中,對統派不利、對獨派有利的部分——因為會讓洪秀柱看起來連算數不會——即便如此,包括偏向統派的、不分立場的媒體都還是呈現了,可見這是無法磨滅的、可信的事實。

簡單地說,敵對雙方如果呈現了有利於對方的陳述、友好雙方如果呈現了不利於對方的陳述,那可信的機會就比較高;反之可信度就要先打折扣。而如果雙方都呈現了,那自然可信度更高。依此評估完之後,李登輝的陳述A還是沒有受到影響。

但陳述B就比較複雜了,就要運用「歷史理解」的思維來考慮。「歷史理解」告訴我我們,不同立場、出身和生命經驗的人,對同一件歷史事件,會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評價,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去同理對方的思考,彼此包容。只要理解還在不違背事實的基礎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在「歷史理解」這個層面上,我們希望請洪主任和李登輝先生各退一步,理解彼此之間不同立場造成的差異。陳述B的「當時台灣的同胞們,毫無疑問都是作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最大的問題會出在「毫無疑問」四個字,這並不是事實。只要二次大戰期間,有一名台灣人選擇認同中國、為了中國而戰,這樣的陳述就是錯的,就像「蘋果毫無疑問都是紅色的」這句話一樣。我們應該同理洪主任的認同立場,明白她本來就會比較希望強調台灣人參與抗日的部分,而不應全盤抹煞。

但洪主任這句憤怒發言也沒有道理:「你共擔任12年中華民國的總統,現在還接受中華民國供養,你居然說日本是你的祖國?」李登輝所描述的時空是1945以前,在那時台灣人本來就被日本統治;而他擔任總統的期間是1988年到2000年之間,我們不可能要求他因為後面的人生去否定前段人生的事實。「歷史理解」的分歧根源來自不同的生命經驗,要求他人修改自己的生命經驗來符合自己的歷史理解,不禁讓我們懷疑洪主任最近是不是沒收太多本穿越小說了。

李登輝前總統投書日媒。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李登輝前總統投書日媒。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所以當時到底是怎樣?

好的,賣萌時間結束。以上是學習狀況良好的高中生可以做出的推論,這就足以讓某些政治人物顯得非常愚蠢。所以這種課綱超可怕的,怎麼可能不被「微調」呢?

但讓我們重新回到最根本的問題:所以日治時代的台灣人,到底對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的中日戰爭有什麼看法?一堂好的歷史課到底應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各種說法並陳。你可以注意我上文的用詞,我迴避了「抗戰」而改用「二次世界大戰」,因為前者預設了中國立場,抹煞了日本和台灣的立場;我用「中日戰爭」,因為這場戰爭真的是這兩個國家在打仗。我們要盡可能使用目前已知最中性的用詞,好讓各種立場都可以合理地呈現出來。

在1937年到1945年的台灣,我們可以呈現各種史料,讓學生知道:確實在台灣人當中,有很大一批中國民族主義者,他們即使被日本人統治,還是心向中國(注意,我這裡不用「祖國」,理由同上),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的時候,甚至有台灣報刊做了同情中國的專題。但與此同時,有一批台灣籍的共產黨員,也喊出了「台灣獨立」的呼聲,要求台灣自成一國。也有很大一部分從小就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台灣人,真心相信自己要為了「皇國」而奮戰。而還有一部分原住民族,他們思考的是自己的族裔要怎麼生存下去,脫離中國或者依附中國,對他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選項。

如果真要實事求是,我們可以透過史料去推算這每一種立場所佔的人口比例,理論上可以算出哪種最多,但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任何一種是100%。因為這些都是確實存在過的立場,所以任何「台灣人『都是』如何如何」的全稱敘述,是絕對要排除的錯誤陳述——更別說還「微調」進課綱裡。

而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讓人們具體進入那個歷史情境,試著體會他們在那個當下的心情和思緒。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學歷史的重點本來就不在背誦事件,而是透過這種「模擬」的「體會」,來習得判斷的能力。當你知道在那些歷史現場下,人們為什麼會做出某些選擇的時候,有朝一日輪到你必須做選擇時,你才有足夠的經驗去找出對自己最好的方案。這是歷史教學最複雜、最困難、也最美妙之處,每一位優秀的歷史老師都有自己的心法。

陳千武。這位曾經擔任過日軍軍官的台籍詩人,將他的戰爭經驗寫成一系列的短篇小說。 圖/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陳千武。這位曾經擔任過日軍軍官的台籍詩人,將他的戰爭經驗寫成一系列的短篇小說。 圖/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我個人最偏好的,當然是從文學作品來理解。文學作品所呈現的「事件」並不是「事實」,但好的文學作品,所呈現的「心情」和「思緒」,則會非常貼近現實,而且比冷硬的史料更能讓人融入。比如最近吳明益的小說《單車失竊記》就曾談到部分台籍日本兵和中國軍隊之間的故事,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也提供了非常多戰爭時期台灣人的生活和戰場情況。而我自己最推薦的,首推陳千武的《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這位曾經擔任過日軍軍官的台籍詩人,將他的戰爭經驗寫成一系列的短篇小說,從出征到返鄉,一路寫來,你會發現事情不是李登輝講的那麼簡單。志願沒有那麼甘願,人在面對死亡威脅的焦慮是很明確的,才不是「為祖國而戰」這麼便宜的口號。其中最經典的〈獵女犯〉一篇,更是寫出了台灣人同時身為被害者(被迫出征)和侵略者(協助日軍)的複雜身份,和反省。至於洪秀柱那種更等而下之的一概抹煞,就更不足論了。在整本書的開頭,陳千武以〈信鴿〉這首詩來定調全書。你可以感受一下為何他會反覆強調「我的死」被埋藏起來了:

《活著回來》 圖/取自網路。
《活著回來》 圖/取自網路。

〈信鴿〉

埋設在南洋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

那裡有椰子樹繁密的島嶼

蜿蜒的海濱,以及

海上,土人操櫓的獨木舟……

我瞞過土人的懷疑

穿過並列的椰子樹

深入蒼鬱的密林

終於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於是

在第二次激烈的世界大戰中

我悠然地活著

雖然我任過重機槍手

從這個島嶼轉戰到那個島嶼

沐浴過敵機五十厘的散彈

擔當過敵軍射擊的目標

聽過強敵動態的聲勢

但我仍未曾死去

因為我底死早先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一直到不義的軍閥投降

我回到了,祖國

我才想起

我底死,我忘記帶了回來

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

我想總有一天

一定會像信鴿那樣,

帶回一些南方的消息飛來──

透過這些好的歷史陳述和文學作品,我們可以反覆確認的是:人類真的是一種很複雜的生物,而這種生物所搬演的歷史,當然就不可能簡單。我們應該對抗的,不是任何一種敘述本身,而是那股想要讓某一版本的敘述一統天下的力量,因為它總是希望我們變得和它一樣簡單。如果我們屈服了,那就會讓自己頂著簡單、甚至簡陋的頭腦和心智,去面對這個複雜的世界——就像訓導主任洪秀柱所表現出來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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